汉中位于秦岭与巴山之间，即今天的汉中盆地，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就在此发源。此处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自古便是西北有名的粮仓。战国时期，秦国向南扩张，将汉中纳入版图。秦始皇将天下划分为三十六郡，在此处设“汉中郡”。

汉中对于历史的最大贡献发生在秦末，楚霸王项羽分割天下，封刘邦为汉王，封国分括汉中、巴中、蜀中三地，以汉中的南郑为都城。这就是汉朝名称的由来，也是我们汉民族名称的由来。

所谓蜀道之难难以上青天，汉中可以算是蜀道的第一站，依靠天险易守难攻。从汉中攻关中进可攻退可守，圆滑自如，而从关中攻汉中则难比登天，所以此处一向是兵家必争之地。

东汉末年以来，汉中一直战火纷飞。先是张鲁与蜀中的刘焉刘璋父子交战，随后张鲁又与曹操交战，张鲁失败后，蜀汉的军队又杀出与曹操争夺汉中，最后曹操被打败了，汉中就成为蜀汉进攻中原的军事大本营。诸葛亮、姜维先后在汉中经营几十年，教兵演武、屯兵屯粮，诸葛亮进图中原，也数次从汉中出发，从当年刘邦曾走过的陈仓古道，杀向关中。

公元263年，曹魏大举进攻蜀汉。两路大军之中，一路在钟会率领之下，分三个方向攻向汉中，魏军与蜀军在汉中阳平关进行了和平来到之前的最后一场战斗，蜀军惨败，蜀将傅佥战死。两个月之后，后主刘禅向魏将邓艾投降，蜀汉灭亡。此后的三十余年，汉中一直维持了和平安定的局面，人口也逐渐恢复，由于频繁战乱所造成的地广人稀的局面也不复存在。

因此等到晋朝元康年间，关中流民大量涌入汉中的时候，汉中一下子变得人满为患。

晋朝的“汉中郡”虽然未变名称，但是疆域只有秦汉时期的三分之一。原因在于三国时，秦汉时期的“汉中郡”被不同的军阀分别占领，西部归蜀汉，东部归曹魏。到了晋朝，西部原属蜀汉的那部分仍然为“汉中郡”，划入梁州；东部曹魏的那部分一分为二，分别为“魏兴郡”与“上庸郡”，划入荆州。

《后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时期承平已久的汉中郡(即没有一分为三的大汉中郡),有百姓五万七千多户,合计人口二十六万七千；《晋书.地理志》记载晋朝分割后的小汉中郡，有百姓一万五千户，如果以一户五口人计算，约为七万五千人。

将东汉的人口数除以三，再综合晋朝的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以当时的生产能力，晋朝汉中郡所以承受的人口在八万人左右，即使多算二成，也不能超过十万人。

据《晋书》与《资治通鉴》记载，元康年间从关中逃往汉中的难民就达“数万家”“十余万人”，如此数目庞大的不速之客成为汉中郡百姓难以承受的负担。

晋朝的朝廷缺乏应对大范围灾情的手段与能力，在当时原始的通讯与运输条件之下，政府无法做到统筹统调，用全国的物力来缓解局部部区的灾情。政府所能做的仅仅是开放某个丰腴的地区令灾民“就食”。而这种“就食”其实是对该地区的破坏，汉中郡的官方储备不足以赈济全部难民，没有得到救济的难民在饥饿驱使之下，只能去骚扰、劫掠当地百姓。与此同时，当地狡赖凶悍的百姓也会趁机抢劫、欺诈甚至掠卖无依无靠的难民，这是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

很快，汉中百姓不堪其扰，流民也发现区区汉中郡养不活他们。

此时朝廷威信犹存。流民之中不乏像李特这样的前地方官吏，这些落难的官吏纷纷向朝廷上书，请求朝廷开放更大、更加丰腴的地方。符合这一条件的首选之地就是巴中、蜀中。

皇帝照例在朝会时将问题交与群臣廷议。在洛阳饱食三餐的衮衮诸公当然不会对饥饿感同身受，他们对于饥荒的认识建立在地方官员的奏章之上。

而这种报灾的奏章是不好写的，按照东汉以来一直风靡不衰的阴阳五行家的看法，天地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与人事一一对应。各种灾难，大到地震、洪水，小到火灾、蝗灾，全都是因为执政者道德上有不足、行为上有缺失，所以上天降下灾难以示警告与惩戒。因此明明是在上报天灾，结果一不心就会变成谈论时政、谈论当权者的道德。

同时，这些奏章不可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来准确说明灾情的严重程度，也不会有触目惊心的图表直观地打动读者，这些奏章充满了文学修饰，要么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要么避重就轻，目的在于推诿罪责。

总而言之，洛阳的群臣对于千里之外的灾情只能得出一个概念性的模糊认识，就是很惨很严重，具体有多惨多严重？他们心中未必明了。

朝廷看问题的角度与流民大不相同，相比流民的性命，朝廷更关注全局的稳定。巴中、蜀中，内有被称作“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外有蜀道天险，易守难攻。秦末有汉高祖在巴蜀发迹，随后西汉末有公孙述、东汉末有刘焉、刘璋父子、三国时有刘备，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枭雄在此割据。如今要是听任十几万流民涌入巴、蜀，会严重扰乱当地治安，万一发生动乱，后果就不堪设想。

所以，廷议的结果是，严令梁州刺史罗尚守住蜀道上最最有名的天险剑阁、即剑门关，坚决防止流民进入巴、蜀。为了保证朝廷的指令得以贯彻实行，皇帝派出了侍御史李苾持节前往汉中，以慰问流民为名进行监督。

李苾的身份就是后世所谓的“钦差大臣”，他身负多重使命。慰问汉民，稳定他们的情绪，这是其一；监视流民动向，防止他们通过剑阁流窜至巴蜀，这是其二；充当朝廷的耳目，考察灾情，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缓解汉中压力，消弥动乱的隐患。这是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项。

李苾到达汉中不久，给洛阳上了一道奏章，说：“汉中流人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今就食。”

李苾的这道奏章明显与朝廷派遣他来汉中的初衷背道而驰。由于随后发生的巴蜀动乱，后世的史官将罪过归诿李苾，他被说成贪财误国的小人。《晋书》与《资治通鉴》中说李苾之所以请求开放巴蜀，是因为他收受了流民的贿赂。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学者的一贯作风，他们总喜欢把因为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甚至外来不可抗力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从而催生的社会现象，武断粗暴地简化成道德问题。明君忠臣兴邦，乱臣贼子误国，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此斩钉截铁黑白分明，并且简单易懂。所以只要修身，培养己身道德，就可以齐家、治国，甚至可以平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

做为与李苾时光相距一千七百年之遥的后人，我已无从判断他当初是否收受了贿赂，晋朝人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里，只提到“李苾开关放（流民）入蜀”；另外北魏人崔鸿撰写的《十六国春秋.蜀录》中就根本没出现李苾这个人。所以我很好奇，不知道距离晋朝三百年之遥的房玄龄等辈和距离晋朝七百年之遥的司马光等辈，凭借什么证据言之凿凿，咬定李苾品行不端。

或者，我揣测，房玄龄与司马光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李苾的贪腐，他们只是想给历史做出某种诠释，以达到警示作用。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国家衰败，那肯定是上有昏君下有馋臣。而蜀中动乱，原因就在于洛阳的皇帝无能，派出去的大臣如李苾，品行也不好。以史为鉴，君主就应该励经图治，臣子就应该励节修身。

这种道德治国的理论风行上千年，一直被奉为圭臬，而究其原因却是一种胶柱鼓瑟与本末倒置。治国是件复杂的技术活，不是简单的道德工程。

我并无意替李苾辨污。此事的关键不在于李苾是否贪腐，而在于他的奏章是否对时事有益。

可以想像当时，汉中郡空气凝重成铁，数万流民的生死就在李苾的一念之间，所以流民使出浑身节数去巴结李苾，这完全在情理之中。而如果李苾真的接受了流民的贿赂，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若以成败论英雄，李苾可谓误国，剑门关既开，流民鱼贯流入深入巴蜀，散居梁、益两州腹地，替日后的李氏的反叛埋下火种。

但是，如果李苾恪守朝廷的命令，死守剑门关，局势只会更加不可收拾。

因为这种寄地就食的赈灾的策略是十分原始的，具体作法是先在一地人为的增加人口，使该地短时间内社会失衡，然后通过社会的自我修复，重新达到平衡状态。社会自我修复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于旧秩序的破坏必须被控制在某种程度之内，如果控制不得当或者破坏过大，就会造成该地的社会的崩溃。如此一来，不仅赈灾没有成功，反而又制造出一个新的灾区。

关中流民的数目之多，大大超出汉中郡的承受范围。如果把他们限死在汉中郡，结果完全可以预料，流民会像蝗虫一样吃光当地每一粒粮食，然后又会像蝗虫一样鼓噪迁徙，去别处制造饥荒。汉中的百姓也将无以为生，只有加入流民的行列，背井离乡，去蚕食另外的丰腴之地。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灾区的面积会越来越广，流民会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

晋朝百姓已经受过东汉末乱世的洗礼，祖辈父辈流传下来丰富的应对经验。晋朝流民的特点是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并非一家一户，零零散散地外出逃难。在那个虎狼遍地的时代，单独在外流浪等于送死。流民都是以宗族种群为单位，动辄数百上千，公推能力过人或者德高望重的长者为首领，统一号令，内部有明细分工，实质上是一个个全民皆兵的军事团体。

当流民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军事力量就会超出政府控制范围，大规模叛乱就会发生，那就是亡国的前兆。

因此李苾肩负的使命等同于火中取栗，千里之外的洛阳诸公无法知道他的艰难，百年之后的道德君子们也丝毫不体谅他的苦衷。

从奏章的内容上看，李苾也曾考虑过迁移部分流民东下荆州，但是“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不具备客观条件；而且可以想像，当时的汉中局势千均一发，流民的情绪处于一触即溃的边缘，李苾也不敢勉强流民冒险东下。

处理危机的最佳方案，当然是迅速平定关中叛乱，让流民重返家园。但这不是李苾力所能及的，他的回旋余地很小，只能两弊相权取其轻，冒着扩大叛乱的风险开放巴、蜀。

开放巴、蜀看似是在扩散流民范围，加剧祸乱，实则未必。与地狭人稠的汉中郡不一样，巴、蜀两地接纳外来人口的弹性较大，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仅蜀中的益州就有百姓十四万九千三百户，约有人口七十五万人；梁州剔去汉中郡，还有百姓六万户，约有人口三十万人。两下合计，巴、蜀总共有人口一百万。

将一杯污水倒进另一杯水中那是污染，但是倒入大河之中，就会被自动净化。同理，在十万良民里放入十万乱民，那肯定会天下大乱；但是如果把十万乱民散居到一百万良民之中，则未必乱得起来。李苾奏章里说“蜀有仓储，人复丰稔”，流民只要填饱了肚子，也就不会闹事，而且蜀人禀性与关中流民大不同，语言也有障碍，不易煸动。还有一点很关键，蜀中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百姓丰家足食，都讨厌战乱，

所以，寄食巴蜀虽然有风险，但这个风险是可控制的。只要蜀中的地方官员统御得当，妥善安置流民，随后而来的滔天大祸完全可以避免。 

流民进入巴蜀是在元康八年（公元298年）年底，蜀中动乱发生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十二月，中间有整整两年的和平时期。这充份说明李苾是正确的，蜀中动乱不能归咎于他。

据说，当初李特入剑门关的时候，看到周围巍峨的高山、险峻的雄关，叹息说道：“刘禅有如此地，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当时周围的人闻言，都惊讶地看着这个花白头发的老者。后世的史官们因此断定，早在入巴、蜀之初，李特就产生了割据的野心。

有没有野心已无法考证。但是我想，李特世代为将，看到险关峻岭发出一点职业军人的感慨纯属正常，所谓野心有可能是听者有心，而说者无意。

李特的巴氐部落入剑门关后，在绵竹附近重操旧业，做起了劫匪。他们属于比较凶悍的小部分，绝大多数流民都比较安份，他们向当地的巴人、蜀人出卖劳力，成为雇工耕种田地。

这说明当时的百姓多数是厌恶战争的，但是到了最后他们不得不举起反叛的大旗。

这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