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偶得

由奥巴马想到潘光旦
◎ 智效民　山西学者
　　  新学年伊始，《南方都市报》对奥巴马的“开学第一课”作了显著报道和深度评论。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人要求自己的总统一定要分清宣传和教育的界限，要在教育上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否则，他们就会对奥巴马的电视讲话进行抵制。除此之外，在这条信息的背后，好像还有如下含义：美国公民呵护教育、抵制宣传的勇气和精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具有一种启蒙作用。也就是说，要明白教育的真谛，首先要有区分宣传和教育的能力。
　　但是，如何才能把教育与宣传区别开来呢？这对于早已把教育纳入宣传轨道的国家及其国民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于是我想起了已故社会学家潘光旦。
　　早在1940年，潘先生就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中说：真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使用这种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迷信宣传的人却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他们才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才能和智慧，其余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他们的领导，顺从他们的意志。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当宣传者把自认为重要的理论和见解编成一套简洁的说法或口号以后，其他人就只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和执行了。
　　潘文发表后，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于是昆明版《中央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强调宣传就是教育。为此，潘光旦又撰写《再论宣传不是教育》，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教育与宣传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启发，后者依靠灌输。但是当前从事教育的人却将二者混为一谈。于是所谓教育就成了宣传；所谓教师，就成了宣传家，所谓学校，就成了“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至于教育界本来应有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等品质，则无从谈起。拿这个标准反思当前的应试教育，真让人不寒而栗。
　　两年后，潘光旦看到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尔杜斯·赫胥黎的新著《目的与手段》，其中有关教育的论述与他不谋而合。于是他把这些内容翻译出来，取名《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纳入了“新中学生文库”。阿·赫胥黎是《天演论》作者汤姆斯·赫胥黎的孙子。他说：“生活总须运用智慧，而智慧的运动必须自由”。但是，由于独裁政治需要绝对服从，因此“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基于这一原因，独裁者“总是千方百计地把智慧压制到一个不能动弹的程度”，而宣传就是压制智慧的“不二法门”。他还说：
　　在独裁政治的国家里，一个人从孩提的年龄起，就成为宣传的对象，好比他成为国民训练的对象一样。他的全部的教育过程事实上不是教育，而是宣传。及其一旦脱离学校，加入社会，他又进入了报纸、电影、读物、与广播电台所合组的一个天罗地网，而这些东西又无一不受政府的控制，无一不是上好的宣传工具。再过几年以后，我相信这工具的清单里，也就是独裁者的武库里，还须添上一项电传照相，以至于电传的印刷机，凡属机关、家庭、公共场所，概须置备一具，从此，政府要传达谕旨，宣扬德意，可以比置邮传命还来得快，来得普遍。
　　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在独裁者眼里，那些“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最不利于他们的统治。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宣传，让大家不要思考，不要怀疑，不要盘问！可以设想，如果赫胥黎生活在电视时代，看到独裁者对电视传媒的控制，肯定会有更痛切的感慨。
　　基于上述认识，赫胥黎告诫人们：一定要让青少年“知道报纸、广播、影片所给我们的刺激，就其中一部分以至于大部分而言，是微笑里藏着的刀，蜜口中含着的剑，是饵底的鱼钩，是图穷的匕首，是广告家与宣传家的无上工具。”要想抵御这些外部刺激，除了相信自己的力量外，还要有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比如面对一个“春眠初醒”的妙龄女子为牙膏所做的广告，应该知道这个女子其实和牙膏的好坏没有任何关系；面对国家、民族等概念，要明白它的真实含义；面对宏伟的建筑、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也要看到它们与独裁政体并没有必然联系。这种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防身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赫胥黎希望学校能把这种“智慧的防身术”教给青少年一代，但是他也明确告诉人们：当大部分学校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时候，这种希望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