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与家人会面的死囚特洛伊·戴维斯） 

每年7至9月，都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夏季闭庭期，大法官们或是回乡避暑，或是外出讲学，不再开庭审案。然而，8月17日，最高法院却破天荒地下达了一项指令，让一名被羁押20年之久的死囚看到了生的希望。

这位名叫特洛伊·戴维斯的死囚是名39岁的黑人。1989年8月，刚满20岁的戴维斯，与熟人瑞德·科尔斯在乔治亚州萨维纳市的一处停车场与一名流浪汉发生争执。白人休班警察马克.迈克费尔听到呼救，便赶至现场处理。混乱中，迈克费尔中枪身亡。警方在现场仅找到一枚手枪弹壳。这枚弹壳，正好与当晚另一起枪杀案现场的弹壳相似。巧的是，戴维斯、科尔斯当时也在那里出现过。案发后，警方搜查了两人各自的住所，但没有找到任何武器。

戴维斯选择了自首，但拒不承认自己开过枪，并与科尔斯互相指认对方是凶手。警方最后确定戴维斯为主要嫌疑人，科尔斯被转为控方关键证人。1991年8月，在几乎没有任何物证支持的情况下，当地陪审团仅凭证人证言，认定戴维斯谋杀罪名成立，判了他死刑。戴维斯提起上诉后，很快被乔治亚州最高法院驳回。虽然诉讼途径近乎终结，但由于美国死刑程序无比繁琐，戴维斯仍有机会不断申诉。

倒霉的是，1996年，鉴于国内大量死刑案件久拖不决，国会通过了《反恐与有效死刑法》，希望藉此加快死刑执行速度，限制死囚向联邦法院上诉。该法规定，一旦死刑判决生效，即便死囚出示新证据，甚至拿出无罪证据，联邦法院也不得介入。然而，在漫长的调查过程中，戴维斯的律师发现，当年出庭作证的证人，不少人曾受警方胁迫利诱，出具的证词根本站不住脚，其中有人甚至私下指认科尔斯才是真凶。结合这些证据，戴维斯再次踏上漫漫申诉之路。其间，他的死刑执行时间确定过3次，但每次都被延期。

新的证据被陆续提交至乔治亚州最高法院，但是，根据乔治亚州法律，证人改变证言不能成为启动重审程序的充分理由。而联邦上诉法院由于受《反恐与有效死刑法》限制，也无法介入此案。戴维斯若想获得一线生机，只能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初始人身保护令状。然而，50年来，无数死囚曾为争取这类令状付出过努力，却全部以失败而告终。戴维斯能令最高法院破例吗？

令人惊叹的是，戴维斯做到了！最高法院经过审慎审查，于本周一做出裁定，指定一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对当年庭审使用的证据进行审查，以确认戴维斯是否无辜。斯蒂文斯大法官在判决意见中称：“一个无辜的人有可能被执行死刑，这足以成为启动证据听证程序的充分理由。”最高法院此举，令不少观察家大跌眼镜，因为这项指令，确实违反了《反恐与有效死刑法》关于“联邦法院不得介入”的规定。尽管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有权宣布一项法律因违宪而无效，但如果该法未被撤销，法院仍有遵从的义务。

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在提出反对意见时，便多次强调了这点，他认为，最高法院既未做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指示，就不能随意让下级法院法官去做一件“笨蛋差事”！相关证据已被审查多次，就算真有什么问题，联邦法官也没有权力再次审查。不过，斯卡利亚的意见，只得到托马斯大法官一人支持，也很快招致公众批评。《纽约时报》干脆发社论称，斯卡利亚、托马斯二人居然认为最高法院没有义务阻止无辜者被处死刑，这种意见简直可以用“冷血”来形容。

其实，美国国会当年颁布《反恐与有效死刑法》，只是为了解决死刑程序过于繁冗庞杂的问题，试图通过制度封杀程序漏洞。然而，这种“封杀”有时也起到矫枉过正的作用，导致真正的无辜者丧失最后的救济渠道。可是，死刑毕竟是无可挽回的刑罚，在生命面前，僵化的条文必须让步，正如斯蒂文斯大法官的判决意见所言：“对一名无辜者执行死刑，才是对宪法的粗暴践踏！”联邦最高法院这一裁定，表面上违反了法律，实际上却体现了对生命与宪法的尊重。当然，为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夏季闭庭期结束后，大法官们确实有必要借助新的判例，重新审视《反恐与有效死刑法》，适时修正这部法律限制死囚提交“洗冤”证据的内容，避免新的“戴维斯”们无处伸冤。

                                                                                          2009年8月22日《南方都市报》·法的精神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