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1976年恢复死刑以来，并不禁止对弱智者适用死刑。直到200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阿特金斯诉维吉尼亚州案中裁定处决弱智者违宪，各州才停止对在押弱智死囚执行死刑，并着手为其减刑。既然智商高低决定生死，当然有必要重新评估在押死囚的智商，以确定是否减刑。问题是，新的评估该使用什么标准，又由什么组织，通过什么程序来认定？毕竟，如果没有配套程序支持，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都可能因缺乏制度根基而被架空。联邦最高法院2009年6月宣判的博比诉比斯案（Bobby v. Bies），就是由阿特金斯案延伸出的一起案件。

1992年，俄亥俄州的迈克尔·比斯因涉嫌严重谋杀、绑架并意图鸡奸一名10岁男童而在当地法院受审。庭审期间，比斯呈递了一份心理医生出具的智商测试结果，证明他的智商为69。检察官认为这种情况属于“轻度弱智”，并不影响其日常生活与思考。此时，弱智尚属酌定减轻刑罚事由，被告人不能以弱智为由免死。量刑时，陪审团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比斯的恶劣罪行相比，轻度弱智不足以成为减刑理由，建议判他死刑，法院据此作出死刑判决。俄州上诉法院及最高法院均维持原判。

就在比斯继续上诉期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处决弱智者违宪，俄州最高法院随即宣布：不得再对在押弱智死囚执行死刑，律师若想以智力发展迟缓为由，替自己的当事人申请免死，必须重新开庭，并证明以下三项内容：被告智力明显低于一般水准；缺乏两项或两项以上最基本社会实践技能；前述两项表现都发生于18岁之前。按照这一规定，俄州地方法院打算重新开庭，以辨明比斯是否确系弱智人士。

就在这时，比斯突然提出，1992年的审判已经确定他是轻度弱智，如果再行确认，将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使他陷入“双重危险”。宪法第五修正案规要求“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这项规定的初衷，是为保护个人不受政府权力侵犯。因为如果允许政府因同一犯罪对某人进行两次审判，则被告在第一次审判中被判无罪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寻找证据，启动重审，如此反复，直至将被告定罪。政府实力雄厚，个人能力有限，若允许政府一遍遍重审，对个人当然很不公平。

俄州法院驳回了比斯的申请，比斯只好向联邦法院系统求助，并得到支持。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宣布，州法院二次开庭的做法违宪。比斯这招实在够狠，因为一旦开庭，无非有两个结果，一是确认他弱智，改判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二是证明他并非弱智，根据他的罪行，死刑判决很可能被维持。既然如此，还不如阻止二次开庭，就这么耗着，效果与终身监禁也差不多。由于事关重大，案子很快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令比斯意外的是，就连最注重维护刑事被告人权益的自由派大法官，这次也没有站在他这一边。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裁定，推翻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定，允许俄州法院重新开庭，以辨别比斯的智力水平。

金斯伯格大法官起草的法院意见指出，“禁止双重危险条款”说的是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后，不得再行追诉，既然没有哪个法院宣判比斯无罪，新的起诉也未提起，怎么证明“双重危险”的存在呢？尽管初次审理时，法院已认定比斯是“轻度弱智”，但那时弱智只是酌定事由，阿特金斯案之后，判定当事人是否弱智的标准正逐步确立，俄州法院有权通过开庭予以明确，而且，这本身就是为减轻比斯刑罚而作出的努力，没有人打算借机加重对他的惩罚。

通过比斯案的判决，认定被告人是否弱智的程序终于摆脱违宪阴影，各州法院可以通过重新开庭，测定被告人弱智情形是否属实。不过，在具体操作上，各州仍有分歧，标准也各不相同。不过，只要勇于探索与尝试，就是好的开端，如果连尝试都没有，良好的制度又怎么可能形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