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脆弱，十年一道坎儿，每过去十年，仿佛用弃一只保险套。科技再发达，人口再老龄化，绝大多数人一辈子用不上一打保险套，便归于灰飞烟灭，坠红成泥。越往后，力气越少，抱怨越少，眼泪越少，精子存活率越少，唯独越来越多的，是病。也见过舒舒服服简单死去的，洗着热脚盆洗过去了，睡着暖被窝睡过去了，晒着好太阳晒过去了，形同高僧圆寂、凤凰涅磐，在我的概念中，属特例，可遇不可求。

相信做什么都一样、做好什么都一样不易之后，再怎么内心纠葛也没更换过职业，只一路狂奔，偶尔找个新的驿站歇歇脚，左右张望，看一眼路标。第三只保险套即将用弃之前，不敢轻易再做十年规划，过分幻想将来，越来越倾向于着眼当下。最近一次辞职，给了自己一周小假，一不留神成了病假。在医院无聊挂点滴，一边庆幸所得不是猪的感冒，一边胡乱搜寻个人病史，居然清晰记起给过我不同幸福感的那些病例们。

第一次幸福感在小学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腿上出现一种无名紫点，不痛不痒，在老家医院住了半月，用了各种药，紫点毫不妥协地发展成了紫斑。我妈于是带我到上海，打了三天屁股针，没有住院，紫斑就消失了。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被我妈我舅带着，借着养病的机会，得以到处看上海。那时候上海还没有东方明珠，还没有高架，还没有磁悬浮，还没有地铁，还没有今天象征新上海的一切，却已经令我瞳孔无限放大，内心无限憧憬，我感到十分幸福。在紫色斑点从出现到消失的一整月时间里，我妈是我的私塾教师，上午就着课本教我语文，下午就着课本教我算术。我妈只读过一年初中，上山下乡插队江西后，经人介绍到浙江安吉（不是江西吉安），嫁给了我爸。我至今记得我妈这么给我讲解课文里“逼债”这个词：“逼债，就是逼伊还债。”我觉得这个解释一定有问题，但是我感到十分幸福。重新回到班级之后，我惊喜地发现，我妈的授课进度比老师超前一大截。老师特地为我举行全班摸底考试，结果我语文考了第一，算术考了第二。我不记得老师有没有公开表扬我，只记得她公开骂大家居然考不过脱班一个月的病人。在同学们的集体沮丧中，我感到十分幸福。

第二次幸福感，在初中三年级。我有过氙气病的历史。氙气俗称小肠气，不可劳累，平时正常，发作时阴囊肿胀，仿佛小气球，严重的可以像林则徐死在赶赴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轻微的可以像我不能参加体育运动，需要休息。中考前一月，正是体育集训频繁的时候，一天夜里宿舍熄灯后，我躺在上铺，突然痛得哼哼起来。被我哼醒的同学，问了我半天，终于弄清就里，架起我就往医院跑。我在女医生女护士的检查和监控下，在两个同学的通宵守护下，住了一宿病床，我感到十分幸福。回到教室，男同学、女同学、知道细节的、不知道细节的，一律纷纷问候：“好点了吧？”我一律回答：“好点了！”我感到十分幸福。那一天起的一个月，病历单从此成了我的赦免书，我不用参加体育集训，别人推铅球、跳沙坑、跑一千五，我或者观摩，或者独自一人在教室。我不用排队打饭，有人替我排。我的氙气后来再没发作过，此前它给我带来很多次不爽，最后一次，更让我的体育中考成绩惨不忍睹，但是，我感到十分幸福。

第三次幸福感，在当下。因为切切实实讨厌医院，惧怕医院，所以多年来不曾进过医院，真把小灾小难当病看，这次是旧地重游，只因集合了所有中西药说明书上的所有感冒症状。两瓶点滴打了半瓶的时候，就有同事打电话慰问，就有属下赶过来探望，在众多五花八门同样在打点滴的人群里找我，像陆川拍摄《南京！南京》里的镜头，我感到十分幸福。然后在我面前的空位坐下，一个黑黑瘦瘦，一个白白胖胖，陪我天方夜谭。两瓶点滴打完，正好侃得脱力，然后陪我出去，我感到十分幸福。

鲁迅说，秋天薄暮，吐半口血，由两个丫环扶着，去阶前看秋海棠，是一种福气。跟一切坏事怪事糗事破事一样，偶尔口吐不伤筋骨的半口血，细看，真能看到阶前云舒海棠花开，不需要懂得哲学原理，不需要借助辩证法则。只是你不能要求更多，不能再奢求两个丫环。

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