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 2010年世界盃开赛的那一天，我给朋友们发了一封电邮：“从今天开始的这一个月，我不会主动发言，也不会回帖。原因大家都晓得。请谅”。那是一群天天在网上见面的朋友，我们交换两岸三地的政局资讯，讨论学术界里的最新动向，我就像上了毒瘾一样，每晚都得在群组里说上两句，不说话不舒服。可是在世界盃的面前，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趣味又算得上甚麽呢？不到一个礼拜，我甚至就已经忘了这个群组的存在。奇怪，竟然没人想过世界盃戒毒这一招？

我平常就有点自闭，不大见人，这时候就更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理由了。比较麻烦的是读书，每天用五六小时看球，剩下的时间也全都拿去分析相关新闻和资料 ...

我一直觉得拉丁文是种很唬人的语言。念书的时候，有学长站在火车车厢里读拉丁文本的塞内卡，我就觉得他特别有型，身上彷佛罩了一层光晕，把他和这喧闹的俗世隔了开来。又曾听人说过，某某某的公子真了不起，在英国上公学的时候就懂得用拉丁文写诗了，不愧是蓝血名门。后来还在一家名牌大学亲睹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以拉丁文颂辞，虽然台下应该没人知道他究竟在说甚麽，可是大家却频频点头，好像冥冥之中自有他心神通。

好在，法国文化史家瓦克（Francoise Waquet）在《拉丁文帝国》里头为我揭穿了真相。原来写拉丁诗根本就是老派中学教拉丁文的必经课业，没甚麽大不了。其实，自从十六世纪以来，绝大部分的拉丁诗都是学生习作 ...

自小我就听说中国人最特别的地方是在饭桌上谈正事，人家老外约见面选择很多，可以去公园散步，可以来杯欢乐时光，我们则千篇一律开饭局。这个说法当然不尽符实，因为吃饭也是他们解决问题交谊感情的常见手段，只不过我们饭局的密度比较高，用处比较广吧了。而说到饭局文化，恐怕是到了香港人手上，才真正发扬光大，成了能登大雅的堂堂正道。

前阵子看评论家安裕先生在《明报》的专栏，他写出了一则我也一直很想谈谈的公桉，那就是“马会北京会所事件”了。话说马会去年在北京市中心新辟的金宝街上拆了许多胡同民房，换上一座富丽堂皇的彷古建筑当会所，提供奢华住宿，精緻美膳，虽然苦了不少原居百姓，却让非富则贵的 ...

一般人说起梅兰芳，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戏曲上的成就。一般人提起叶问，很自然就会扯上李小龙的师父这六个字。一位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一位开宗立派的武术巨匠，皆不以抗日着称，但却分别被《梅兰芳》和《叶问》这两部电影拍成了力拒强雠的英雄。更妙的是，这两部传记电影皆有传主后人的参与，据说是为了让电影更真实。

叶问的高潮是他和日本佔领军的将领来了一场中日武术大对决，《梅兰芳》则以他拒绝日本粉丝的登台邀请替整部片子写下最光辉的结局。两个日本军人，一文一武，一个想请梅兰芳用京剧替日本掌握中国民心，另一个想要叶问教导日本军人武术之道，两个都是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因此两个人都可说是未战先败，而我泱泱中华自然是不战而 ...

有一年，一个美国小伙子考上了哈佛大学念工程。他很高兴。哈佛大学第一年的课程跟美国许多大学一样，有一个核心课程。所谓核心课程，就是新学生进校不是上专业课，而是上全体学生都必须要上的公共课。于是这学生就选了一门课，但之后他非常后悔。选了什麽课？是《中古英文文学》。你想想看，一个想学工程的学生，跑去念中古英文文学，所以非常痛苦。更要命的是，这个教授年纪大，说话语速缓慢，上课很闷，一点趣味都没有。

这个学生很痛苦，觉得这个课不能上，太难受了，所以常常翘课。好不容易上完了一学期的课，放暑假了，他很高兴。他要打散工挣钱，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旧书店找了一份兼职。

他干什麽呢？这种书店常常收到电话，被叫去别 ...

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所以每一本政治学教科书都会引用这句话，以示先贤的远见。然后社会学家有意见了，他们说古希腊文里的“Polis”不只是政治那麽简单，更有社群的意思，所以这句名言的准确翻译该是：人乃社会的动物。且慢，都市学家说“Polis”分明就是城邦，故此亚里斯多德的本义该是：人乃城市的动物，才对。又由于亚里斯多德还说过：人是语言的动物，于是语言学家、哲学家一干人等也加入了战团，纷纷争论人的本质究竟是甚麽。

亚里斯多德虽然是古希腊最博学的大哲，天文地理无一不晓，但很可惜他对做菜没兴趣（说不定他根本不会），否则他应该能够发现烹饪才 ...

关于生活所有该知道的事，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如果还要靠看书来提醒，只因我们习性太深。手机，一种最能剥夺自由的工具，却总被宣传成“让你自由自在，随时保持联繫”的好东西。没有手机的年代，一般打工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门工作老闆找不到他，下班离去老闆还是找不到他，现在可不同了。李奥巴伯塔（Lee Babauta）的部落格“禅习惯”（Zen habits）全是至为简单的提示，但点击率惊人，成了全球头50大最受欢迎的部落客。然后，僻居关岛的他再把部落格发展成一本小书《少做一点不会死！》（The power of less）， ...

我们经常以为我们能通过声音来沟通，但是沟通是一件多麽困难的事情，常常会出现各种的误会和歧义。假如我们不通过语言，而是通过音乐等非语言的方式来沟通，如何可能？谈到声音，难免要想到耳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聆听众，那麽，作为个体的聆听众我们如何有权或者在什麽状况下可以去聆听呢？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去布拉格观光，参观一座山上的城堡。游客特别多，于是就跑到城堡旁边的一个教堂。很奇怪，我好像走进一个私人的住宅一样，儘管这个教堂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厅，还有很多的厅房，但是你会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游客不多，偶尔看到一两个人闪过，走着走着我忽然听到一阵音乐，是絃乐四重奏。那种感觉很奇怪，因为教堂是一座古老的建筑， ...

都快死了，还会思量自己的最后一餐要吃甚麽吗？

为了理解这个课题的真正涵义，我去年买了一本名厨访问集。里头全是英语世界熟知的食界巨星，几乎每个人都正正经经地回答，那最后一顿饭的菜单，配甚麽酒水，和谁做伴，以及在甚麽地方吃等种种提问。在还没细阅之前，我猜想情况还真和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书序里所说的一样，大家都会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思念童年，要吃最简单最日常的食物，洗尽铅华，朴实不虚。毕竟，这帮名厨全是见过世面的人，有甚麽好东西没尝过？难道死前还想再来一次十二道菜的豪华大餐，逐道配酒？

可惜我错了，波登的序原来只是反映了他的主观愿望，而非这本书的真相。真相是起码有一半人仍然念念 ...

在做马家辉的朋友之前，我先是他的读者。那时我念中学，他则在美国上研究所，同时还写专栏，溷迹于某大报的副刊迷宫。说起来，那真是港式专栏的黄金岁月，一份报纸居然能够拨出三大版，让多少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密不透风地严实填进一格格小豆腐块里。而且它们彼此呼应，常常见到某甲说起昨夜与谁共饭，愉快到不得了，然后那个谁也在自己的地盘里谈到某甲，对他在饭桌上的高论感佩一番。侧眼看去，这样的专栏真是一团和气，能够乘机替政商名流放放风声，为新上市的产品美言软销。不管你多少人笑它是牙痛文学，读者还是爱看，说不定爱的就是那种为人诟病的小圈子。没错，这帮人是个小圈子，老是饭局老是公关，可我们却能借着那些不甚考究浮泛閒扯的 ...

一个学中医的朋友报来佳音，他说荔枝并不上火，湿补而已，要紧的是一吃起码得吃一斤，绝对不能吃得太少。很多人投诉荔枝热气是因为他们一次只吃几颗，如果他们再多吃一点就没事了。

这种说法着实古怪，很难令人入信，可是我却很愿意去相信它是真的，还亲身实验了好几天。结果呢？我不知道，反正我长年火气大，谁晓得脸上那颗新长出来的痘是不是荔枝的功劳？相信这个新理论，并不在于我太爱荔枝，而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自幼以来就很困扰我的问题。小时候读到苏东坡咏荔枝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时真是非常惊讶，苏大学士果非凡人，怎能一天吃三百颗荔枝呢？现在我终于懂了。

后来，我又发现有人比 ...

善读者，皆知报刊娱乐版标题的用处不在揭示一篇报导的主旨，不在提其纲挈其领，而在製造另一则新闻，与该篇报导不甚相关的新闻。假如某位女艺人在露天场地开演唱会，载歌载舞，大汗淋漓，于是会后对记者抱怨今天天气太热，全身像泡过桑拿一样。那麽编辑或记者多半会定下这麽一条标题：《xxx自爆：我湿晒》。

大陆报纸仍有文化版的传统，很叫香港人羡慕。可是文化的处境在哪里都差不多，所以它们也得自强不息，力求更新，办法之一就是向香港同行的娱乐组看齐。今年初，我陪陈丹青在北京座谈，谈了两三小时，其间有记者问起陈丹青偶遇范冰冰的故事，他遂应答了几句。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出来，报导的题目赫然是《陈丹青梁文道共话范冰冰》，好像 ...

在台北，一位学界前辈请吃饭，同枱还有一对知名的作家夫妇与一位出版界的大佬。我们坐在餐厅的一个角落，旁边全是附近的大学生，一室喧腾。这家店平常供应廉价学生套餐，但只要你认识老闆，而且事先打过招呼，他就能给你治出一桌好菜。我们这晚试的便是店家私房绝活，大家都吃得很开心。我看看那对作家捧着碗喝汤，再看看身边的前辈手剥虾壳，便想起陈丹青笔下的台湾。

身为北京来客，陈丹青很敏感地意识到台北朋友吃饭，总是随随便便在路上找家店，再有地位的主人也不订座，不包房。是呀，例如这晚的聚会，如果换了北京、上海、广州或全国任何一个大城市，肯定是要在包房里发生的事。到底是从甚麽时候开始，中国人吃饭一定得在包房里吃呢？为 ...

儘管皇后码头早已夷为一片平地，而曾经簇新的中环天星码头也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寻常景物，两年前发生在那里的浩大抗争似乎不用再提了。但是直到今天，我才在模煳的记忆里头瞭解到当时那场运动的气氛，以及它潜在的意义，因为我看到了谢志德的照片。谢志德是香港最优秀的摄影家之一，但是对许多社运人士来说，他更是种种抗争的忠诚纪录人。当时间过去，喧哗声澹远，他的照片便成了一种诠释，例如他现在公佈的这一辑皇后码头保育运动存像。我还记得那一两个月，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皇后码头拍照。拍一座码头，你多半会把它当成背景，注意它的功能本质，从而聚焦于岸的船舶，注意它休閒的用途，犹如一座观海台，以它为取景的角度拍下海港的风光。但在 ...

几个月前，我以一首诗结束在北京大学的一场演讲。儘管那首诗不短，但同学们还是很有耐心地默默听完。我还发现，随着自己不由自主地渐渐投入，台下的空气也逐步绷了起来，紧张到最后一句读完，整个空间好像才释然地舒了一口气。后来大家都说，这首诗真好。当然，那是杨牧的《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这首诗于我，大概就像普鲁斯特回忆中的小蛋糕，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一读到它，某个年代的声音、气味、色彩与光影就会一一应召，回到眼前。这也就是为甚么我总是要写陈智德的缘故了，不只是为了我俩乃相识二十年有多的老同学，而且是因为关于他的回忆总是夹杂在这首诗的段落之间，形成稳定的联想模式。所以每次写到陈智德，回忆就无可避免地成 ...

让我们先来看看两个现实。一是美国最大报业集团甘乃特（Gannett）在上一年7月份宣布裁员1400人。这个举措不会影响甘乃特旗下最知名的《今日美国报》，但一般评论都认为它反映了美国乃至于全球所有传统报业危机的日益深化。二是以严格网路管控着称的伊朗政府竟然无力阻止改革派支持者透过twitter对外发放讯息。在去中心化的“微博客”面前，伊朗当局无论再怎么努力地封闭网路，仍然无法抵挡技术娴熟的新一代用手机等通讯装置彼此沟通，协调行动，造成媒体口中的“twitter革命”。把这两个事件连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到一场此消彼长的媒体变革了。消的是反应缓慢，容易管 ...

掌握不到足够的讯息而妄断是危险的，不经思考而盲从他人的意见是愚蠢的，可是社会的运转与生活的恒常有时却不得不依靠这种盲从和妄断。你要是生病去 看大夫，找一个别人介绍的外科圣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圣手呢？你有机会去先检验一下他的本事吗？你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评价他过往的表现吗？世界如 此复杂，每个部件彼此依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倚靠别人的专业意见。这种信赖固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它更是对一套系统的信任。

我们都说季羡林先生是大师，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传媒。传媒都把季先生尊为大师，因为那是学界的共识。学界之所以有这种共识，是因为专研东方学的那个小圈子都 很佩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样与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 ...

十多年前，我有一群朋友响应全球呼召，在香港发起了抵制麦当劳的运动。因为麦当劳很不环保，从她们耗用的纸张到庞大的牧场，全在消损可贵的地球资源。而且麦当劳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雇佣关系，以临时散工代替长期的契约，时薪低得可耻，其他保障几近于无，但她却不断用大家庭的温馨形象去虚饰资本家剥削劳动阶层的真相。还有，麦当劳很不健康。这在今天已经是个常识了，可当年她在登陆日本和中国的初期，均曾宣称自己卖的东西经过营养学的精心计算，科学程式的严格处理，能够提供每日人体所需。再加上她的超级大M与麦当劳叔叔那不见底蕴的笑容，十足是个美式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言人，我等有良知有热血的激进青年焉能不反？焉能不抵制？

然后，十几年过 ...

十多年前，我有一群朋友响应全球呼召，在香港发起了抵制麦当劳的运动。因为麦当劳很不环保，从她们耗用的纸张到庞大的牧场，全在消损可贵的地球资源。而且麦当劳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雇佣关系，以临时散工代替长期的契约，时薪低得可耻，其他保障几近于无，但她却不断用大家庭的温馨形象去虚饰资本家剥削劳动阶层的真相。还有，麦当劳很不健康。这在今天已经是个常识了，可当年她在登陆日本和中国的初期，均曾宣称自己卖的东西经过营养学的精心计算，科学程式的严格处理，能够提供每日人体所需。再加上她的超级大M与麦当劳叔叔那不见底蕴的笑容，十足是个美式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言人，我等有良知有热血的激进青年焉能不反？焉能不抵制？

然后，十几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