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香港自诩为「亚洲国际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实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会外衣的小农村。虽然我很不愿意用陶杰常讲的「小农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习气，但又不得不承认，起码在甘乃威「求爱不遂」这件事上，我们的表现实在很像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封闭而遥远的农村。

这座城市有许多甲级写字楼，还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万居民却有着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连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样，完全说不上「多元」与 「开放」。所以无线电视翡翠台可以继续稳占全港电视收视率之冠，而且持续制造一齣又一齣的家庭伦理剧，和大家探讨某一个坏媳妇的下场、某一个二姨太的诡计，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结局。这类家长里短的故事不单是大家最喜欢的电视剧主题，还是我们认知社会诸种事物的叙述结构。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套上这套叙述结构，一试就灵，然后大家便可以大发议论，不只满足了村民窥私的心理，还能再次确认我们坚信不疑的传统伦理信条。所以刘德华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条村子里头，你怎能瞒着大家结婚？还要一瞒就瞒10多年，连孩子都「偷偷」生了出来呢？这完全违反了村里头守望相助的原则，破坏了长年累积下来的睦邻之道。

然而，香港毕竟有着现代大都会的外衣，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排斥刘德华，以后不借酱油给他。我们必须文明一点、正式一点地谴责他「身为公众人物，却丧失了诚信」。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甘乃威的「丑闻」其实也是这么一齣套上了文明外衣与公共语言的家庭伦理剧。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现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选议员甘乃威辞职，甚至发动罢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响到公众利益，不能不细究其中是非了。

让我们简单归纳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质。根据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们可以推定﹕

首先，他没有涉及到婚外情，因为他只是「求爱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爱的话），远远还没达到已经发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这也不是性骚扰，根据《性别歧视条例》的分类，我们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骚扰的情节。

第三，这也未必是「无理解僱」，因为那位女下属曾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但不获受理。就算它可能是，双方也都已达成了赔偿的协议。

第四，除了那位下属，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来她与公众无关，二来她也已经接纳了丈夫的作为，外人更是毋庸多谈。

尽管如此，媒体却仍然不依不饶地追索这件事的「真相」，比如说研究那位女下属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与「示爱」之间的区别。这种农村式的八卦流言本来也没什么所谓，好玩就行。但许多人却死咬着甘乃威的议员身份，觉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诚信」的问题。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滥用一些看起来很严肃很正式的词语，仿佛只要使出了这些术语，我们所谈论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严肃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们对这些词语的用法有没有范畴错置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人质疑刘德华的「诚信」，觉得他暗地结婚的行为破坏了他身为「公众人物」的「认受性」。同样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违法，二不涉及滥用职权，三不涉及公帑的误用；难道就因为他曾隐瞒向下属「表示好感」的情节，我们就可以质疑他从事议会工作的 「诚信」了吗？

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是有个度量的，必须相称于他的职权范围，不能随时扩大，也不能无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学者）也一再指出，公职人员应该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这岂不等于要求一种圣王政治，觉得每一个从政的人都该是完璧无瑕的圣人？难道我们选举议员看的不是他的愿景，知识与能力、而是专选君子吗？这到底是在选议员还是选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认为民主派议员应该更讲道德，这真是令人不知从何说起。

没错，议员的诚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务相关的事情上说谎，尤其不能在他直接处理的事务范围上说谎。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与公职相关的事情上说谎，比如说他的学历，因为学历能够说明能力，那会影响到我们要不要选他的判断。再数下去，我们或许还可以要求他尽量不要在公职范围外更远的事情上说谎，因为大家相信一个人在私生活上说谎，也很有可能会在公务上不诚实。

可是在这个离公共事务最远的范围上，我们必须谨慎对待。

当形势发展到要逼甘乃威辞职，甚至危及整个民主派「五区总辞」大计的地步，这件事就变得可怕了。犹如村民只是不爽一个邻居偷偷结婚，却用「不忠不义」的名义将他扭送官府一样，我们也只不过是在利用「诚信不足」这类字眼来包装自己对一个直选议员施加的集体私刑。真正在破坏公共利益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这件事再度证明了香港人对绯闻和家庭伦理剧的热爱要远远大于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你看霍震霆，连续8年没在议会里提出任何动议及修正案，在立法会内各事务会议委员会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现身也是坐几分钟就走。但我们何曾听过有人说这是「丑闻」，何曾见过有人要调查他的表现是否符合公众期望，乃至于要求他自动引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