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较少地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了，较多地记得电影《布拉格之恋》，也说不上喜欢，反正有小提琴配乐的电影我的印象都不差。里面有一段儿，苏军开进了布拉格，特蕾莎发表了照片，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还有托马斯的两个同事一起去酒吧庆贺，场子里有很多年轻人在跳舞，有个显眼的地方坐着一桌苏联官僚，都带着趾高气扬、宰决别人命运的神态。

“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坏蛋！”萨宾娜说，“坏蛋们！”

一桌人都认同可以通过脸来判断那些真正坏的坏蛋，他们向那些侵略者举杯，“一点疑问也没有，坏蛋们！”

一个俄国人也向他们举杯致意，面无表情，那意思只不过是出于礼貌。

过了一会儿，俄国人打断了舞曲，指令乐队演奏起了俄罗斯歌曲，也许是苏联国歌，至少是那一类。布拉格的年轻人都不跳舞了。那一桌俄国人合唱，打拍子，祝酒，大概是祝福他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托马斯回过头来说：“我认为这太过份了。”
萨宾娜说：“我有同感，和自己的妈██跟这是同一种罪。”

前两天看到新闻说，要把矿难救援拍成电影，我就又想起了这句话。

上学时我不喜欢昆德拉，次要原因是拿他跟福克纳等人比，觉得他太轻了，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太流行了，作为一个志气不凡的年轻人，我可瞧不起流行的东西。其实对流行的鄙薄，又往往来自于对热衷于赶时髦的那帮人的瞧不上。

如今，在中国活到了这把年纪，回头一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真是了不起。

我迟到地惊叹，对于性、爱、政治、虚荣、名利、意义，昆德拉有着多么成熟的态度，这种成熟在中国实在罕见。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厚此薄彼者。我们这儿有太数人是厚此薄彼者，喜欢性的就搞起来没完而且沾沾自喜，贪求爱的就是不仅自恋，而且认为大家都爱着他们，至少应该都爱他们，关心自由民主的就把关心政治当作高尚的行为，不关心政治的就把追求自由民主视为哗众取宠的手段，虚荣的就像疯子一样不顾自己的形象多么难看，不虚荣的就奄奄一息——要我说，我们很少对人持成熟的见解，甚至于，由于不成熟，我们很少坦率地说“我是最好的”，却含蓄地说了太多的“你们都是傻逼”。这叫什么精英，这叫什么知识分子，这都是蜡笔小新，嘬着奶嘴的孩子。

昆德拉的冷幽默笔调和叙述者强势视角，让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看上去就像玩偶，如今一想，他们其实都很牛啊。托马斯在性方面非常成功，在爱方面，最后也成功，他不关心政治，但是在内政部的人要求他签署悔过声明时，他让内政部的人拿着内政部的人的帽子，把声明揉成一团丢进去，然后成了擦窗工，跳进各种窗子搞女人。特蕾莎是托马斯灵魂的牵绊，没有人比她更弱，可是她敢拍摄入侵苏军的照片，交给瑞士人带出去，最后就靠纯真，她抓住了托马斯，控制了他。萨宾娜忠于自己，与托马斯分手后，在瑞士认识了那个结了婚的男人，那男人有一天说，我离婚了！萨宾娜扑上去，泪流满面，心中感激，第二天搬家，跑了。这都是多么牛逼的人物啊。要我说，这都是英雄。要是我们的小说、电影里也有这么牛逼的人物，而不是鼠辈写鼠辈让鼠辈感动，我们再说自己有本事也不迟。复杂一点儿说呢，昆德拉的小说中始终有这么一种认识：人生是复杂的，一切都搅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有成熟的头脑；人生又是短暂的，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最终都是可笑的，因此天真的心也许可笑，却更可凭恃。

T.S.艾略特说，成熟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要看成熟的东西是什么。同样，我看天真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要看天真的东西是什么。

在一个有着跟与妈妈██一样的罪的时代说这些，是为什么呢？最终为什么先不说，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生命是难得的礼物，如果推动社会进步是一项伟业，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它，如果个人的实现仰赖天命，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它，如果追寻人生意义是南柯一梦，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它，至少我们不能活得像傻逼一样，要像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一样。二十一年了，让我们向坏蛋们举杯，从心所欲，志气不凡，天下事犹未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