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院党总支副书记谢静的电话，单颖文有些纳闷：有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还一定要到办公室去谈？
到了办公室，单颖文才知道，谢老师让她参加的这项“外事活动”不一般——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交流。
单是复旦新闻学院的团委书记，也是该院三年级研究生，平时兼本科生的辅导员，和党总支副书记谢静很熟。
临走时，谢静问单颖文，参加这项“外事活动”，要提问的话，可能周末还要去参加一个培训。
“考虑了一下，想到周末有事，错不开，我就说，那就不提问了。”单颖文认为，这给了她一个重要感觉——凡是想提问的人，都应该参加这个培训，否则就不能在交流时站起来提问。
那一天，单颖文记得，是 11 月 10 日，周二。
很快，上海交通大学大四学生钱文韬和同济大学二年级研究生黄立鹤等来自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外国语大学等 8 所高校的 400 多名学生，都陆续收到了“外事活动”的通知。
黄立鹤记得，当老师告诉他参加这个活动时，还让他填了一张表，“都是些个人信息”，“性别、学号，班主任联系方式之类”，没有说是和奥巴马交流。
那这 400 多位学生，如何在 8 所高校几十万学生中产生呢？
单颖文说，她曾经给别人分析，大概是三条：一是政治素质好；二是英文水平高；再就是，外事活动，形象要好一点。“后来，我还特地跑去问谢静老师，她说，对，大概也就是这么几条。”
参与奥巴马上海青年对话活动最初计划的复旦大学倪世雄教授告诉本刊，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外事办，在实施这项活动之前，并没有为选什么样的学生设定一个明确标准，“都是各个学校自己来定”。
在出席奥巴马对话的 400 多名学生中，有多位学生干部和“政治素质过硬”的人，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 2007 级学生邓贝西，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大四学生钱文韬等。
翻看邓的简历，十分炫目：上海唯一一个参加国庆阅兵盛典的大学生代表； 2008 年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2008 年北极使者；五次进入艾滋病村；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学生领袖峰会……
钱同样是位优秀学生，毕业于江苏名校启东中学的他，曾获“ 2008 年度上海交通大学优秀学生党员干部”，并被保送 2010 年免试直接攻读硕士。
被审读的“问题”
在 11 月 14 日和 15 日奥巴马来访的前两天，同济大学的黄立鹤，特意抽出时间去听了为“外事活动”准备的两场讲座。一场是在复旦大学举办，倪世雄教授主讲，另一场在上海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主讲。
黄立鹤说，两次讲座，学校都派了车，把他们选拔出来的 60 个学生，送到复旦大学和上海广播电视大学，考虑得很周到。
倪世雄说，在课堂上，他主要讲了目前国际形势，以及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等，都是一些基本国际知识。“之所以开讲座，是因为美方说，奥巴马在交流中有可能向学生提问，学生如果答不上来，就麻烦了”。
在杨洁勉的讲座上，学生们说，也主要是讲中美关系，并且提到了见国外元首，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等。“当然，也有提到什么是敏感问题，尽量不要问，什么问题可以问。”
据倪世雄教授透露，从他手头掌握的材料看，最后的现场交流，学生问到的事先收集的问题并不多，但大都“没有超出原先问题的范围”。
第三个提问的黄立鹤表示，他关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提问，没有向任何人征询，也没有人向他提起，那是他头一天临睡时，突然想出来的。学习语言文学的他，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本就很感兴趣。
这些上海孩子啊
在 11 月 16 日奥巴马和上海青年的“ town-hall meeting ”中，刨去美国驻中国大使替代网民提出的一个问题，青年学生一共提出了 7 个问题：
“你现在在采取什么措施来加深美国和中国城市之间的关系？世博会明年将在上海举行，你是否准备参加世博会呢？”
“您来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给中国带来什么？又想从中国带走什么？”
“请问在您的这届政府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共同构建这个世界向着文化多元化发展？在您的外交政策中会有哪些措施去尊重各国的不同的历史文化？我们中美两国在此方面会有哪些合作？”
“我想知道您是否支持改善两岸关系。”
“您是如何看待您得奖的？您得了奖对您来说是不是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和责任？您有更多的责任去推动世界和平。同时，这会不会影响你解决世界问题的一些态度？”
……
就是这 7 个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议。
曾多次在新闻单位实习的单颖文说，当她在现场听完这几位同学提的这几个问题，“都快要崩溃了”，“现场是有掌声，但大都稀稀拉拉的，这样的问题，怎么可能有掌声呢？”
和单有同样感觉的不止一人。
复旦日月光华 BBS 上的质问更刻薄一些，“ tgbhu （ LG ）”说：“按惯例 奥巴马本来是准备好面对尖锐问题的，没想到面对的小资群这么十三 （上海俗语，意指笨蛋） ……”
随后，借助媒体的传播，这 7 个问题遭受到更大范围内的争执与议论——一位网友撰文：“从给奥巴马提的这些问题看，这些来自上海名校的大学生们，无论是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对事物的洞察力，还是政治敏锐性，都有待提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表示，他认同一些网友的观点，“多数（问题）都很宽泛和平淡，缺乏年轻人的锐气、朝气和勇气”。“当然，也许被‘培训过’是个因素，但我想，有挑战性的问题，同样可以用温和的方式来发问。”
事后来看，上海青年发问奥巴马，之所以被批评者居多，一个重要因素是， 1998 年克林顿在北大、 2002 年布什在清华，和学生交流都充满了碰撞与摩擦，甚至一度有火药味，而上海的这次对话平淡无奇。
第一个提问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的女孩陈曦说，她构思了很多问题，有经济的、政治的、生活的，最初设想的是，如果在前面提问，就问些委婉的问题，如果在中间或后面，就问严肃的。没想到会是第一个提问的。于是，“就选择了一个稍微委婉的问题，以调动现场的气氛”。
替奥巴马着想的不止陈曦一人，第二个提问的钱文韬，就认为自己的问题不尖锐，比较温和，因为在他看来，“这样才更能体现中国青年的特点”。
可能是感觉到前面问题偏软，最后一个提问的明星学生邓贝西，提了一个他自认为比较硬的问题：“恐怖主义是否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您如何看待在阿富汗的行动是否会升级成另外一场阿富汗战争？”
结果，这个所谓“硬”的问题，也被奥巴马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倪世雄教授的看法是，在美国国内，有不知道多少人问过奥巴马类似问题，这样的东西，对奥巴马来说，“真是太轻松了”。
一位知情人士说，后来，一位目睹了整个交流活动的上海市主要领导，很感慨地对身边人说：这些上海孩子啊，比起北方人啊，就是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