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还是自由：逃课的榜样和理由

   “真要得知识，求点学问，不只那东鳞西爪吉光片羽的讲演不济事，就是上堂听讲也无大意思。教授尽可把要讲的印出来，也免得我们天天冒风雪上堂。真真要读书只好在床上、炉边、烟雾中、酒瓶边，这才领略出味道来，所以历来真文豪都是爱逃学的。”

------梁遇春《讲演》

     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没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历史系，我真的安定下来。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然后诸豪杰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烧饼油条基金，大家再共襄盛举，最后的早餐一毕，纷纷做鸟兽散，各梦周公去讫，或是留给潜意识去做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了。

                                                                                          ------李敖《十三年和十三月》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龙应台《幼稚园大学》

   向来不喜欢转帖，所以在转述过先贤语录后，我还是要说上几句自己的话。

   梁遇春先生寿只二十七，遗作不过数十，而在文学史上占得一席之地，唐弢盛赞说：“我喜欢遇春的文章，认为文苑里难得有他那样的才气，像他那样的绝顶聪明，像他那样顾盼多姿势的风格。每读《春醪集》和《泪与笑》，不免为这个死去的天才惋惜。”梁先生，区区不敢自况。

    李敖先生，更没有什么好说，既然敢以白话文第一人、中国读书最多者自居，无论实在与否，总归手上有那么两把刷子。我和李敖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在厌恶的情绪下学着自己喜欢的历史。他在延续北大精神的台大，尚且抱怨连连，那我这个在天师的人，又当如何呢？

    最后引到龙应台《野火集》中的一段话，其实已然偏离主题，因为那说的其实还是学习，逃课的前提是，对课堂知识已然掌握。坦白地讲，课上讲的东西，很多我并不了解。逃课的理由只有一个，不感兴趣。

     于是，今天的主题就有了，不要委曲本心，强使自己做一些并不愿做的事。我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兴趣，我希望，在可以通过考试的情形下，还是去做些能使身心愉悦的事情。梁遇春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英国一位诗人说道，我们一生的光阴常消磨在两件事情上面，第一是在学校里学到许多无谓的东西，第二是走出校门后把这些东西一一设法弃掉。最可惜的就是许多人刚把这些垃圾弃尽，还我海阔天空的时候，却寿终正寝了。”

    学术？把它留给学者好了。

     二，敬请逃课：梁遇春、许知远与逃课成才

     许知远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有文，曰《我的师兄梁遇春》，作者有道“正如我的那位70年前的师兄，他赖在阳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课，他无听事事地读书，然后在情感出现时，通过笔端释放成文字……”

    梁遇春与许知远的师门是北大。在梁身处的时代，北大还是大师云集，遍地自由。不过，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逃课。不要误会，他可不是什么“坏学生”，英文专业的梁遇春，大学四年，翻译的诗歌、小品，即已风行坊间。毕业后，更以优等生资格留校任教。

    许知远其人九十年代在北大读书，身历南墙坍塌，大礼堂归天，可惜只赶上三角地贴满广告，没见着因着教学评估，把那片北大圣地清除了事。北大传统，到他那时，根本剩不下什么了，可是总也是北大，总也在21世纪前夜。可他仍是受不了课堂的折磨，逃课了，看书了。

    这个大学学微电子的家伙，四年里不变的是逃课，晒太阳、读闲书、看美女，然后在高数课上补觉。今天的许知远，成了一个作家，文学、经济、历史，写什么像什么，维基词条上列出的10部作品，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朋友们，至少一半以上，堪称精品。现在更不得了，如其所愿，许知远蜕变为公共知识分子。流传网上的文字，如《民主的困境》、如《审查的艺术》，只看标题，即可窥斑知豹。

   梁遇春、许知远，能在一个不错的年代，在北大厮混四年，可言语间仍是颇多遗憾。他们岂知我的艳羡。

   不是说，他们在北大可以逃课，我们在天师，就该老老实实。道理毕竟一样，与其在课堂上耗尽光阴，何不如享受青春，做些有兴趣的事。做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喜欢，我从来没有意思说，逃课是为了迂回成才，那样的功利，绝非我的本意。

    说到功利，想到那本比《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还要畅销，也是回顾大学经历的书，《读大学，究竟读什么》，心下更多几分怆然。好好享受几年，更少忧虑的理想青春，不要提早坠入那功利的罗网。这是自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