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按：本不想称其为大师，若放在20世纪的学术坐标里。不过，在没有大师的今日，称其为大师也不算僭越。如不是对死者不愿下重手，他晚年悲哀尚有颇多足书，从总编纂《传世藏书》，到病房隔离父子天堑……不过，为了20世纪，我还是愿意纪念季羡林。他即使没有为昨日之北大增辉太多，至少能形出今日之北大的加速堕落。
（网易评论稿件）
季羡林于今晨（7月11日）逝世，20世纪的学术余音从此不再绕梁。以私人眼光看，他的学问与人品都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如今斯人已逝，那个时代最后的精气神也随之消散。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一贫穷家庭，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文系，1935年赴德留学，次年修习梵文，从此踏上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之路。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东归，次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教授、系主任。建国后继续任教于北大，同时在多种部门、协会、机构中兼职。
他一生的学问兴趣颇广，其自述曰：“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懂12门以上的语言，其中吐火罗文据说今世已不足30人掌握。在精通语言的广度及深度上，整个20世纪，只有其师陈寅恪差堪比拟。
根据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和令恪的研究，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有如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其博士论文即以此为题；（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学者，并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3）吐火罗语研究。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诡论；（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如《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论文，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1996年发表《糖史》；（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如以10年心力译出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7）比较文学研究；（8）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0余种、800余册；（9）保存、整理祖国古代典籍。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总编纂（关于《传世藏书》，业界颇多争议，季羡林也因此遭受质疑）；（10）散文创作。
据此，说季羡林是一代通儒，并不过分。通儒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在学科专业越来越细分乃至学术原子化的今日，再出现季羡林这样横跨如此多的领域的通儒，几乎已不可能。如果说钱锺书的逝去让带有大众性质的通儒成为天鹅绝唱，那么季羡林的逝去则让带有小众性质的通儒“广陵散从此绝矣”。而通儒的消亡，可能使学术视界日趋狭窄，进而导致学术萎缩、画地为牢。
学术上，作为通儒的季羡林终身保有20世纪上半世纪的精气神，人品上亦然。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胡适中，他保持沉默；在随后对其师陈寅恪的批判中，他仍三缄其口。多年后他追忆往事，写道：“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此种风骨，为20世纪上半世纪所特有，更不易的是，季羡林没有让它为20世纪下半世纪掠夺。
现在看来，在21世纪，属于20世纪的季羡林的晚年，也许并不幸福，不论是与其子女的纠葛，还是骄纵校方人员的侵扰。令他同样不悦的，或许还有被当作国学图腾来膜拜。在季羡林的晚年，确然已成为一个国学图腾，能读懂他专业著作的人没有几个，津津乐道于他的语言能力及博学的人却摩肩接踵。某种意义上，他和晚年的巴金颇为相似，只是一个是国学图腾，另一个是文学图腾。
与很多老糊涂不一样，季羡林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被绑架成国学图腾的境况，并以温和的方式表达抗议。在晚年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明确拒绝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他说：“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正因为这份清醒，季羡林也未陷入“多寿则辱”的尴尬。
今日的人们，大多不懂学术也对之无兴趣，但至少保持了对学术的憧憬或尊重，虽然此种憧憬或尊重多数来自幻觉，毕竟也是一种进步。季羡林晚年得到的憧憬或尊重，或会令另一些大师的仰慕者心酸。陈寅恪1969年在痛苦中死于广州，“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陈垣1971年6月饮恨以殁，死前一直处于软禁状态，尽管毛泽东曾公开赞誉他读书多，是国宝；吴宓1978年1月病逝于陕西老家，寂寞孤清，无人问津；顾颉刚1980年12月病逝，而他的学问，在大陆，还要等其逝后多年才有人研究……相较而言，季羡林的晚年待遇，远比这几位同为大师甚至更加重量级的学者而高。这是一种奇怪的讥刺，当我们拥有最有分量的大师时，却将之弃若敝履；当我们不再拥有最重量级大师时，才对硕果仅存的学者不由分说地顶礼膜拜。
与季羡林同日病逝的，还有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哲学史家任继愈。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属于20世纪的最后的学术精神湮灭。季羡林属于20世纪上半世纪，在那个“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年代，他也许不是最璀璨的明星，但在21世纪，却是逝去年代的学术精神的最后孤证。任继愈则属于20世纪下半世纪，在那群戴着意识形态镣铐跳舞的学者中间，他的平衡感拿捏得最到位，也是最接近大师的人之一。
他们的逝世，不但意味着属于20世纪的最后的大师离去，同时也让我们身处的这个学术萎缩的时代更加干枯冷寂。大师于风烛残年的矗立，虽不能挽救学术界侏儒林立的恶现状，但起码可以给人一点慰藉与希望。如今大师已逝，学棍、学阀、学混的嘴脸将越发清晰、主流，官僚精神彻底取代大学精神，独立自由的学术终被以吏为师的传统所亵渎。而这，才是大师逝去让我们最伤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