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我总是分辨不清是鹦鹉学舌，还是真知灼见。比如，很多人对台湾青春电影的认同感在于：诸多选择下的无从选择。他们以为这是背井离乡的一代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蜗居海岛放眼望去时，发现既没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看不到明天身在何处，从而脚下的土地沦为迷惘的孤岛。身处孤岛的无所适从，正是他们对台湾这类电影的解读，例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无独有偶，另一批人将香港青春电影的文化坐标定位在：无根文化下的漂泊。他们认为做了一百多年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虽然与大陆隔水相望，民众们讲得是广东话，吃得是大陆的蔬菜，喝得是大陆的自来水，却在形而上的文化层面，被外力硬生生的掐断了与大陆这座文化母体之间的脐带关联。无根的漂泊，自此成了很多人眼中，97年之前香港那类青春电影的幕后情怀，譬如陈果的《香港制造》。

       然而，这种非黑即白式的两分法在历史的追问下，显得那么可笑。都说电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有声音，有画面，能静也能动，既然电影都渗透了绘画、音乐、小说、戏剧、甚至诗歌的元素了，那么我们是否仍能够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说，“这部电影背后的文化寻根，可以追溯到XXXX呢？”其实，不单是处江湖之远的我说不清，就是那些居庙堂之高者，恐怕也丧失了话语权；当然这似乎囊括不下贵国的广电总局。

       作为一部故事片，《香港制造》本身并没有直接输出某种价值观，它所做的只是叙述。中秋（李灿森饰）是出身父母离异的贫寒家庭的一名烂仔，这在香港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他有一个智商低下的小弟，叫阿龙。当中秋看过阿龙捡来的两封跳楼少女阿珊的遗书后，自此陷入了虚虚实实的魔怔，每个夜晚阿珊总会在梦中不请自来。阿珊尸体下泼洒出的激情流动的血液，在中秋的梦里变成乳白色，他说“无数架飞机从我梦中飞过，没详细数我打下多少架来，但是每一架都是为你而打。”这是我最近看过的最真诚和炽热的告白。然而，中秋在一次收数时，认识了债户的女儿阿屏，这个第一次见面就对他说“错过了第一次，你不要后悔”的女孩，后来将与他在同样灰色的青春里上演一场蓝色生死恋。

       阿屏身患癌症，急需换肾；阿龙弱智低能；相濡以沫的母亲离中秋而去；每个午夜还得梦回阿珊···这似乎是片绝望的处境，如同电影里压抑的筒子楼和封闭回环式的建筑。反弹总出现在高压之后，中秋被仇家砍伤昏迷住院，痊愈出院之后，才发现阿屏已死于癌症，阿龙被骗去贩毒事败丧命。一切不过是黄粱一梦，大梦初醒的中秋杀死了害死阿龙的荣少，将阿珊的遗书送交她的父母，最后回到阿屏的墓前饮弹自尽。而这块墓园，曾经是他们瞭望香港壮丽景色的地方，一方方冷漠的墓碑是不是很像巧克力块，抑或是麻将牌？

       中秋对妈妈的出走感觉内疚和怀念，当空荡荡的小房间里再也听不到母亲的训斥，似乎家的味道也已随妈妈溜走。为什么香港有那么多的烂仔，而每个烂仔又都是忤逆父母消磨青春，外表好勇斗狠不可一世，内心胆怯羸弱踟蹰无措？尽管影片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段毛主席语录结尾，似乎有意暗示97年香港回归对港人心态的影响，但却并不足以支撑一代香港年轻人的迷茫。

       我站在吴头楚尾之地，妄图诉说港人的心态，本就力不从心。但拨开飘飘一层的“文化寻根论”，年轻人的悸动与迷惘又岂是香港所独有？假若我拍一部更加淫荡的《中国制造》，是不是也会恰到好处地暗合“文革后的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冲击波下无所适从的迷惘”？就像“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宏大的文化背景因为其无所不包的宽容，可以被用来装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最常见的隐喻包括阳痿与雄伟、暗恋与畸形恋、残杀与自杀等。香港制造的青年，与世界各地制造的青年一样，在物质化的大都市里，他们的迷惘是共通的。因为在今天，家庭、宗教、法律、权威···似乎一切都变得不再可信起来。

       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其实远比大陆这个母体开放，对比下清华北大与港大中文大学就知道了。这段殖民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疑是耻辱的；但对于一片土地而言，结果却未为可知。回归之于港人，未必是就是寻求身份上的认同，甚至会有很多未知的恐惧，和对于明天的担忧。香港也不会因为回归，所有的烂仔就都像中秋一样自毙了。一个时代尚未结束，另一个时代却早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