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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翻墙）

年轻时,总希望获得成功。 要一举成名天下知，要夜夜抱得美人归，要塑造历史的进程。

总觉得外界对自己的承认不够，总觉得终有一日要写出轰动所有人的作品，总在重复Thomas Brown的名言“雄心勃勃已为时过晚，历史的转变早已形成”。

一年来，我感觉得到内心轻微的变化。这一切到底有这么重要吗，它们真的对我构成致命的吸引吗？或许愈发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或许是剑桥的安静消磨了意志，或许是我少年义气的暂时退隐，我越来越觉得，作为一个边缘人有什么不好。边缘令人保持敏感，保持好奇心，而中央常常意味着教条、自满。

我的一个考古学家的朋友，几年前在甘肃现场挖掘时，看到了重叠的墓葬， ...

在国王学院对面的报亭里，买到最近一期的《纽约书评》。
因为这份杂志，对纽约倒有一股奇怪的乡愁，Strand书店里那浓浓的旧纸味道。日后，我会怎样想念这一年的剑桥生活呢？很有可能是BBC 3。那些我永远记不住名字的交响乐、协奏曲，还有夜晚九点的谈话节目。从犹太人的大屠杀到契诃夫的戏剧，他们什么都谈，他们还谈了整整一周的伊斯坦布尔。
从未认真读过契诃夫，倒是看到Simon Leys说，他的小说很有中国画的味道，less is more，可惜这成了新的cliche。不过，在东亚阅读室读周作人时，看到了一段契诃夫的日记，原来他还去黑龙江，值得抄录如下：
一八九O年流月二十九日，在木拉夫轮船上。
我的舱里流星纷 ...

一九四二年夏天，一群日本批评家、思想家、学者聚集在京都，讨论“如何战胜现代”和“日本的世界使命”。距离珍珠港事件刚刚八个月，他们都沉浸在日本对美国的胜利之中。

在他们的头脑里，“现代”是西方的代名词，它已经污染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如今是一次清理的良机。一位历史学家对主题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战胜”意味着“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战胜民主”，“在思想上战胜自由主义”，最终“战胜欧洲对世界的主导” ...

     手上的这一本《染匠之手》，1968年版的旧书，黑色的封皮已脱落，内页均匀地泛黄。
     奥登的随笔集，一个诗人的勉强之作。
　　当他需要金钱或是面对难以推辞的邀请时，他暂时放下分行的诗歌，写下这些连贯的段落。　　“攻击劣书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品性不利，”他在第11页写道，“如果我发现一本书真的糟糕，而仍去评论它……一个人不能不带炫耀地去评论一本坏书。”我坐在克莱尔堂的阳台上读到这句话，想为自己即将要写的文章寻找某种启发。
　 　我还 ...

      最近碰到一个朋友，谈起往事。我们大约都在90年代中期上大学，毕业后在院校或是媒体工作。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大多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昔日的雄心都像是过眼云烟。
      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我很怀疑我们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不过，我们都对1998年前后的那股自由主义 ...

一

一八八七年，莎拉·艾默里出版了《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在十九世纪美国女性世界，倘若艾米莉·狄金森是最深邃的心灵，艾默里则代表着亢奋与愤怒。一直到一八九五年去世前，她是个不停息的讲演者、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宣传册作家。狄金森对着自己的内心喃喃自语，艾默里则在中西部的农民找到了广泛的共鸣。

《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把艾默里推到了影响力的巅峰。它在五年里印刷了三十六万册。倘若考虑到美国只有七千万人，他们分散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全国性的阅读群体尚未形成，无法计算的盗印，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本书的特性确保了这种成功——它毋需阅读，标 ...

但是，方军啊，任志强们这种愚蠢的“燃烧的激情”正是中国社会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的原因之一。

他们太津津乐道于生存哲学，把生命弱化成单一的竞争与成功，狭隘了定义了成功。所谓李彦宏、冯军不也是如此吗？我从不怀疑他们的个人能力，但是他们的成功，经常是建立在对公众情绪的滥用之上，他们不给社会提供新的想象角度，只是强化旧的游戏规则。我们的失败，不是充满了这种能力非凡的投机者吗。他们建造大厦，却不追问这大厦的意义所在。

整个社会的探讨语境发生了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用非经济语言来描述生活。我们在收获二十年来的恶果，一个去政治化的二十年，一个道德侏儒的二十年，一个逃避主义的二十年， ...

吃过了速冻饺子，读这一期《伦敦书评》。第一篇写霍尔多科夫斯基，俄国昔日的首富，正在狱中。
倘若把他和黄光裕放在一起，倒是个有趣的题材。中俄两国对待革命和富人的态度，颇为相似。
实在是无聊了，把最后一页的广告也读完了，照例是征友。一些风雅，Man seeks woman to read the Hobbit with，
一些赤裸裸，Great sex will not be only benefit to our friendship，一些书呆子，It is true. I have more than 200 books about post-revolutionary Russia，一些莫名的自信 ...

一位我挚爱的作家Tony Judt正离去，他的身体从下到上逐渐瘫痪，死亡日益逼近，此刻正像是另一个霍金，只有两个手指可动，只等肺部的肌肉最后的萎缩。但大脑却获得了意外的动力。他发表在纽约书评的个人回忆，像是来人类历史的另一个传统，那是苏格拉底临死前从容的学习一曲长笛，或是阿基米德在城市沦陷后仍在进行的物理实验。
想起Dylan Thomas的一首诗，和Camus那本小册子The Rebel。希望三十年后，我仍能对人世种种充满愤怒。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by Dylan Thomas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 ...

“他们说中国政治制度是独裁主义，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民主。” 这个大胆判断来自约翰·奈斯比特，一位闻名世界的未来学家。他在北京推广他的新书《中国大趋势》时，对着中国官员和公众说，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充满偏见，他们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审判者，认为一定要通过选举才有民主，但即使创造了“民主”的希腊人并没有选举，他们甚至还有奴隶。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体系，它是垂直式的民主，领导层发出指示，人民提出倡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又会自上而下的机制。

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南方周末》上，我读到约翰·奈斯比特的论述。在同一期报纸上 ...

想起去年十月，在法兰克福碰到万夏，讲起张枣。他们一起去四川的一个县城参加一个山寨式“国际诗歌节”，县长大人是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如今要圆青春梦。张枣的身份是德国来的诗人。但一群诗人没有号召力，县里请来成都专业扮演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的话剧演员。上万乡民前来看伟人的身影，顺便也听听这群二十年前意气风发、群魔乱舞的诗人们的朗诵。
下台后，张枣被一群脸色红润、腰身粗硬的中年妇人围住，像二十年前一样，她们仍然熟记这首《镜中》。如今，“德国”来宾诗人在图宾根离去了。

《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 ...

炒鸡蛋的能力，日新月异。西红柿、青椒、黄瓜、白菜，冰箱里除去茄子，都试过和鸡蛋一起炒。
还没有尝试过肉类，那是个更复杂的挑战。
我好像已经把未来十年做菜的定额用完了。半年来，书没读几本，倒是常常把厨房弄得烟熏火燎。

据说早在一九八一年与查良镛的见面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似乎是透过这位著名报人劝慰六百万香港人，中国已不是那个迷狂、暴力的中国，他们要对回归有信心。不过，直到一九八四年，这个提法才广为人知。这一年，邓小平正站在他个人声望的顶峰。五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正让中国重新恢复活力。从乡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深圳特区，中国内部被压抑已久的活力重新爆发。中英联合声明则标志香港的回归指日可待，历史的屈辱似乎正被洗刷一空。西方商人再度对中国市场憧憬不已。三十五周年国庆的大阅兵，象征了部分重获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穿过天安门的拖拉机车队上是“联产承包好&r ...

先是天天下雪，然后小雨不停。今日是晴天。早晨去图书馆，穿过West Road时，看到一个姑娘在跑步。
短短的紧身运动衫只能遮住身体的一部分，“局部的真理”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她算不上美，或许也有点过分丰满，但是她第一个告诉我，春天来了。

二零零三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胡舒立。先是在一个如计划体制活化石的红砖楼小院里，然后一起去爬香山，最后在西四环旁的一家餐厅吃饭。我想问她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十六大刚刚结束，改革经过了正好四分之一世纪，很多人相信，中国正迎来又一次思想解放，未来之路越来越宽阔。

这是一次奇怪的采访。一路上，她一直在打电话，问一个人该如何找到另一个人，在把这个人的号码告诉那个人。我领教了她的旺盛精力，能够一面爬山，一面用如此的语速讲个不停。我抓不住她谈话的节奏，而且她的回答也与我想象的不同，它是碎片的、即兴的。有时，她又突然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热心肠的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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