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书籍引发书籍。我记得第一次阅读到《骑在铁公鸡上》时的快乐。
保罗·克鲁在中国的火车上度过了一年之久，从广州到哈尔滨，从上海到新疆……他观察、呼吸、品尝、发呆、焦躁，偶尔尝试交谈。
他写作的那个中国，我是如此熟悉，以至于闭上眼睛，就能闻到夜晚马路旁大排档上的烤肉的香气，看到那些有时无所适从、有时又安然自得的眼神，那些既不传统又不现代的愚蠢的建筑，和那特别的人际关系——一旦提到了共同的朋友，陌生人之间的冰冷突然转向极度的热忱。但我从未尝试去写过这活生生的现实。
收录在这本书里的篇章，大多完成于过去的三年中。它们是雄心和能力之间失衡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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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天天下雪，然后小雨不停。今日是晴天。早晨去图书馆，穿过West Road时，看到一个姑娘在跑步。
短短的紧身运动衫只能遮住身体的一部分，“局部的真理”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她算不上美，或许也有点过分丰满，但是她第一个告诉我，春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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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很小，什么消息都流传得快。几乎全城人都知道，有一些中国人在半山上修建一个佛像。估计再有几天，全城人也都知道，有两个中国人，总在街头闲荡。
“在这里，中国的影响为零。”一个本地朋友说。在不丹的首都廷布，的确很难看到中国的印记，印度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电视屏幕上是印度歌舞剧，好莱坞肉感十足的明星们布满了书店的杂志栏，国家电视台的新建筑是印度捐赠的，从廷布到布纳卡的公路则是印度人援建的，这个国家主要的财政也来自印度，建立起的大坝发出的电也是要卖给印度，皮肤黝黑、毛发茂盛的印度工人们在帕罗的街头闲逛着……
而中国，她隐藏在杂货铺那廉价的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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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胡舒立。先是在一个如计划体制活化石的红砖楼小院里，然后一起去爬香山，最后在西四环旁的一家餐厅吃饭。我想问她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十六大刚刚结束，改革经过了正好四分之一世纪，很多人相信，中国正迎来又一次思想解放，未来之路越来越宽阔。
这是一次奇怪的采访。一路上，她一直在打电话，问一个人该如何找到另一个人，在把这个人的号码告诉那个人。我领教了她的旺盛精力，能够一面爬山，一面用如此的语速讲个不停。我抓不住她谈话的节奏，而且她的回答也与我想象的不同，它是碎片的、即兴的。有时，她又突然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摇身一变成了热心肠的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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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在哈佛的演讲中，刘宾雁仍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尽管在过去一年中，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正包围着他自己，也包围着整个中国社会。很长时间以来，刘宾雁都被视作政治变化的温度计。每一次写作都像是一次对政治容忍度的试探。一些时候，他胜利了，另一些时候则失败了，稿件压在自己的书桌上。中国的政治气氛逃离了毛时代彻底的严酷，却也并没有迎来真正的春天。对于新闻业来说，基本的常识远未恢复。报纸是党的喉舌，还是人民的喉舌，仍处于争论之中，而揭露性的报道经常被认定是破坏安定团结——尽管谁也定义不清到底什么是“安定团结”。
政治运动不再席卷整个社会，却仍不断侵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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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胡舒立的前景无比灿烂时，刘宾雁在二零零五年底的美国新泽西孤独的离去。中国的年轻一代记者中，很少知道这个名字了，更少人曾读过他的作品。刘宾雁去世的第二天傍晚，《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堂讲座上问在座的研究生，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在一片哑然后，有人小声说知道，卢跃刚继续追问刘宾雁的代表作时，台下又是一片寂静。
这一切令卢跃刚感慨不已。自从刘宾雁一九八八年离开中国后，不过十七年时间，历史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在八十年代，他是中国最有名的记者，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影响力或许只有方励之能与作比。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撰写揭露官僚黑暗与社会现状的报道。在中国国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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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怀念杨宪益的文章中，读到这首诗。美得让人窒息。想起多年前与邹波等去看这个老人。
我记起所有的发生
那样团结在一起的，
我看见周围死亡频频，
像落叶在严冬的天气。
这时我觉得好像
在荒凉的跳舞厅堂，
一个人独自漫步一样，
灯光已经遁逸
花环已经死矣，
只有他一个人还未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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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力衰退得厉害，倘若不及时记下，大脑顿时空空。再做一次计划，每天记日记。
在King's College见到人类学家Alan Macfalane。一个极度博学、热心的老先生，半炫耀的说，这个办公室是Keys的，墙上的挂钟是E M Foster的，窗台上的老式收音机是Dirac的——据说还能用。“你们的兴趣是什么”，在一杯雪莉酒过后，他直截了当的问，向是习惯了四方来朝的年轻人。然后就是从欧洲的奇迹讲到日本人仍是个tribe world。西方文明、日本文明还有中国文明，他说自己总是同时用这三个层面同时思考。除去那宽广得可怕的知识面，有几点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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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犹记二零零一年七月，我拿着一册《商业周刊》在北京东北三环的一间写字楼里疾走，向着每个经过身边的同事说，你看“亚洲最危险的女人”。
这一期《商业周刊》的评选出他们认定的五十位“亚洲之星”。其中六位来自中国大陆，四位是企业界——民生银行的经叔平、联想集团的杨元庆、中国银行的刘明康、中石油的黄炎，一位经济高官——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胡舒立则是舆论影响者，她是创办不过三年的《财经》杂志的主编。
我二十五岁，在一份刚刚创刊三个月的报纸中工作。这份报纸的大部分同事都像我一样年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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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过以塞亚·柏林的课，他的导师是阿兰·布洛克，他模仿A·J·艾耶的神气活现，他在街头看到科拉克斯基的孤独模样，他目睹着瓦文萨的崛起，他和米沃什相熟。
我在克莱尔堂的酒吧里碰到他，满头白发，皮肤微黑，鼻梁挺拔，我以来他来自印度，他却说自己是个英国人。
我们坐下来交谈，从奥登的诗歌到麦考莱的典雅英语。他是位历史学家，同时用波兰语、英语、德语写作。“如果你想写好历史”，他停顿了一下说，“你必需要去读诗歌。历史写作不是事实的积累，而是想象力。” “年轻人”，他拍了拍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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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提到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陈词滥调，却历久弥新，好似加尔布雷斯那本《1929》，每当人们要淡忘它时，一场危机又把它推回到畅销书榜单上。还有另一句话，王尔德所说，Most people are other people, their thougts are someone else's opinon, their lives a mimicy, their passions a quotation. 残酷而有力。
倘若这两句话综合起来就变成，我们每个人都是别人经验的俘虏。一句更精彩的表述出现了，他来自波兰诗人米沃什，他这样写50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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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因为覃里雯的介绍，作了一个最没头没脑的采访，后来发表在上一次改版《东方企业家》上，当时很少有知道这个老人是谁？昨天，他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人生还真奇妙。
我见过的最牛的科学家
By [ 许知远 ] 2006-6-9 2:51:15
在采访的前20分钟，我一直试图在弄明白的这个采访机为什么不工作，它里面储存满的文件怎么删不掉。
眼前的老人家耐心的看着，问我这本厚厚的＜生活＞杂志的哲学是什么，他能帮上什么忙？
他瘦瘦小小的，白色里有一点淡黄色那种衬衫，头发的样子与他27岁式仍然一个样，只不过变白了，稀疏了，脸上的表情仍是个少年式的欢乐。
“我的年岁大了，精力不如从前了，所以我要让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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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天生就成不了真正的好作家。自信是表面的，内心仍要命的迷恋权威，寻找参照。
每当想写下一个句子时，不是因为现实的世界触动，而是一位伟大作家所说的话正好引发了书写欲望。是句子引发句子，书籍繁衍书籍。我的内心好像是个月亮，它不独自产生光，只是恰巧能反射更耀眼的光芒。
剑桥拥有无数光源，反射的光线可能会毫无章法，自我抵消。倘若不是因为Samuel Pepsy，很难再有勇气写博客。再没有比这更自我沉溺、自我消解的方法了。迫不及待的表达此刻的感受，仿佛它们真的有什么价值。自我是个奇妙的东西，太过远离它，你会变得干涩，太过亲近，是更可怕的匮乏。
伟大海军将军Samuel Pepsy连自己喝一杯美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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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杂志《单向街》，拖了又拖，在我们即将淡忘时，却出版了。
我们希望他是书店精神的拓展——独立、单纯有趣味，不知能否做到。
不过，随着年龄日增，我发现原来坚持才是世界上最困难和NB的事。毕业将近10年，我和不同的同事们做过那么多夭折的项目，常常因为我的韧性的不足。太轻易的热爱与放弃，是一个人脆弱和浅薄的流露。倘若书店和这本双月杂志，能坚持50年，该是个多么让人骄傲的事。它经历过希望、幻灭、困境和复生，却仍保持了最初的憧憬和热忱。
我们说不上这个杂志形态到底是什么，像是Granta、今天或是Commentary，或许都不是。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寻找到我们这个时代特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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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730年4月4日，《大义觉迷录》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册，分发给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后发送给各省高级官员，各省督抚还收到一套作为其所在省的印书馆的范本，以便刻制新的木刻印板，分发给本省的大量的低级官员，后者继续传递给县镇内的读书人。
4月27日，驻守北京外围的武官收到了书，5月5日，陕西总督岳钟琪得到书，6月4日，广东提督也接到兵部送来的书，到了11月底，甚至台湾的官员也上奏说收到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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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万字的著作不算简短，分4卷，509页，汉字竖排，没有现代人熟悉的标点符号，各卷单面印刷后从版口对折成正反两面，装订成册。印刷厂在不停的赶工，皇帝要求的读者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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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古老破旧、正在遥遥欲坠的一等战舰”，在1793年觐见乾隆皇帝之旅失败之后，马戛尼在日记里不无轻蔑地这样形容中国，仅仅因为“能干而警觉的官员们侥幸地接过这艘破船，继续漂浮了150年，并靠其庞大的外观征服了邻国。”
和绅在1799年被处死，他惊人财产的暴露，最终证明，官员们即使看起来“能干而警觉”，但实质上却可能是“昏庸与腐败”。从1793年的会面，到 1839年的林则徐销毁鸦片，这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色调似乎是晦暗不清的。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盛世”的继续，也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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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瞎了眼的博尔赫斯，让我不断想起荆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写满东方和西方、世纪更迭、朝代兴亡的图书馆里，在无尽的黑夜里，他一心幻想着帕潘草原的夕阳，脸上有着伤疤的高乔人，一名醉酒的少年刀客。
让荆州尽人皆知的，是刘备、关羽、张飞的故事。那是个满是阴谋、背叛、杀戮的年代，但这三人的友情，和他们那个摇着羽毛扇的军师的智慧，却在这种混乱中创造了暂时的稳定和信任，让人暂时忘却了必将到来的死亡。
我坐在灰色城墙之内，读不进博尔赫斯的任何诗句。它们的味道既相似，又大不相同。令博尔赫斯念念不忘的是，高乔人对死亡的蔑视和对荣誉、爱情的渴求 ——月黑风高下的决斗和爱情，他们都化作了陡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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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我第一次去香港，扑面而来的湿漉漉的空气，还有那种特别的味道——潮湿的混凝土、海风、茶餐厅的烧味，混合在一起。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香港像是另一个精神故乡。枪战电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说、《龙虎豹》与叶玉卿，还有从旺角杀到铜罗湾的古惑仔，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不知是令人赞叹还是汗颜，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600万人口的香港为10余亿人的中国大陆，提供着大部分的情感和娱乐服务。
在接下来的6年中，我经常往返于北京与香港之间。尽管仍不会说广东话，仍只是个旁观者，我对于这个城市的感情日益加深。
很多个夜晚，我从机场坐A12路双层巴士，像是过山车一样驶向香港岛。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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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樱园旁的戈雅咖啡再次遇到到这个圆圆脸、笑容甜美的姑娘，与她的几个同学。两天前的夜晚，演讲结束时，她将几份报纸塞进我的手中：“这是我们编的报纸，想和您谈谈。”
他们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来自不远处的中国地质大学。报纸的名字充满了他们认定的青春情绪——激扬。在入睡前随手翻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有趣得多。从14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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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的校园，比我想象的更美。W•H•奥登和他的朋友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曾经来过并记述道：“旧式的尖角屋顶与厚重的混凝土很好的相互呼应……从远处看，巨大的中央建筑嵌着一排排小窗，矗立在大湖之滨山峦连绵的公园里……”
这是1938年初的景象了。两位年轻的英国诗人，来报道中国的抗战。当他们到来时，这座大学仍很年轻、却处于一个关键性的时刻。10年前它才正式在珞珈山下创办，那些打动他们的建筑，大多也是1931年才建成的。一位年轻的美国建筑师F•H•加勒斯，是它的主要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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