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堡怎么样?喜欢吗?”回国后朋友问起，我竟不知怎么回答。从来没有一个国外城市让我如此无语。

    如果说种族隔离制度是1994年以前南非最大的毒瘤，那么现在南非最大的毒瘤就是社会治安。
    然而，这种说法，尤其是把两大毒瘤相提并论的说法并不那么恰当，种族隔离时代当然也存在严重的治安问题，1994年至今治安问题持续恶化，非但不是因为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各种种族歧视法规而导致社会失控，反而恰恰是长期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历史造成了今日的治安恶果。关于种族隔离制度与治安或者说黑人犯罪率的关系，没有比已移居澳大利亚的诺贝尔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表述得更清楚的了。库切在他最新的一部书《凶年纪事》(文敏译，浙江文艺版)中有一篇《论劫掠》，请允许我大段引述：

　　 人们看着他们称之为犯罪潮的现象席卷了整个新南非，便大为摇头。他们说，这国家变成什么样子了。但是这股潮流绝非新生事物。三百年前，来自北欧和西欧的殖民者在这块土地上安顿下来时，同样时常要面临家族之间的袭扰，或是原住民部落对定居点的劫掠(攫取家畜，掠夺女人)。在南非早期殖民时代，劫掠是指有着特定概念的情况。鉴于没有治理族群关系的成文法，所以也就谈不上是触犯法律。有时候都不算是一种冲突。更像是某种娱乐，某种一本正经的文化活动，有如昨日欧洲邻镇之间的年度赛事，是战争的高尚升华版，在那种赛事中，某镇的小伙子试图强行攫取一个被人守护的辟邪物，而另一个镇的小伙子则奋力防护(这种比赛后来演变为球赛)。
　　成千上万来自南非黑人地区的人，尤其是男性青年，每天早上起来，或是单枪匹马或是成群结伙，出发去白人地区劫掠。对他们来说，劫掠就是他们的营生、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消遣、他们的运动：看见可以抢的就抢回家来，当然最好是不要发生械斗，最好是避免与专业的守护者交手，譬如警察。
　　劫掠像扎入肉里的刺一样让殖民地的长官烦恼不已，这预示着一报还一报的轮回有可能升级为战争。后来被称之为种族隔离的制度，作为一种新式社会改造 (Social engineering)，其实是对几代农场主未能用武力铲除的那种习俗所作出的回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南非的城市开始呈现种族多元化的现代格局，那些农场主的都市后裔面对来自城市黑人区的劫掠主要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针锋相对：将劫掠定义为犯罪行为，雇用警力来应付，对抢劫者追查到底并绳之以法。另一种是事先防范：在黑人区和白人区之间划出边界，并派警察管辖这些边界，规定黑人未经许可进入白人区被视为违法行为。
　　针锋相对的做法在三百年历史中留下了一份失败的记录。1948年，白人投票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后来的事情已是路人皆知。这种隔离制度使得黑人几乎不可能在社会上向上发展，白人也几乎不可能深入社会底层，阶级和种族的敌意凝固成形；与此同时，这种机制创设的那些边界治安组织，变成了这个种族隔离之国行政系统属下分布四处而开销不货的触角。
　　所有的旅游指南书都会警告你，在南非切不可单独出街，尤其在晚上。某些黑人地盘，甚至你人多势众也不能去。几个月前，一个中国旅行团在太阳城被集体洗劫，两个手持冲锋枪的黑人轻易搞定一切。
　　这次我们被安顿在治安最好的区域的高级酒店，没必要如临大敌自己吓自己。联合会杯给各球队的警卫安保够森严的了，结果埃及队和巴西队还是在酒店遭遇失窃事件，而且至今仍未破案。这是本届联合会杯最大的污点，典型地说明明年世界杯的最大难题仍是治安。本届联合会杯的最大悲剧是一位德国记者车祸身亡，不过这只是意外事故，而路透社一位名记在停车时被警察勒索了一百多兰特(这可不是小费应有的数目)倒是造成了较恶劣的影响，好在该记者认为那也只是一桩小意外，只在自己的博客提及，没有写进发往全世界媒体的通讯稿，否则容易造成“警匪一家”的印象。
　　南非世界杯组委会老大乔丹对外国记者每次发布会都要问关于治安的问题忍无可忍，甚至质问记者“能否换个别的问题？”但实在怪不得记者，因为除了两起球员失窃事件，在联合会杯期间，光是在约翰内斯堡就发生了两次警匪大枪战。但记者不应该去问乔丹，而应该去采访警察局长，或者外国媒体应该派出跑社会新闻的记者去南非，而不是清一色的体育记者。
　　然而，别以为南非哪都乱。乱的其实还是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大城市，尤其是约翰内斯堡，而在乡间，比如说祖鲁人的传统地盘，犯罪率几乎为零。这个巨大的反差很值得研究。南非一个预防青少年犯罪的N G O组织负责人告诉我们，祖鲁人的经验很值得借鉴，那就是借助社区的传统力量去预防、遏制。但这只是一个难以落实的美好愿望，约翰内斯堡和祖鲁乡村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极。祖鲁人无论宗教信仰、伦理文化还是生活方式都有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国际大都市恰恰是摧毁这种传统文化结构和社区空间的。人口 400余万的约翰内斯堡种族成分之复杂、地理空间之断裂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茫然无措。
　　但是开普敦情形就好太多，这个库切的故乡是个漂亮的大城市，远不像约翰内斯堡那么混沌而分裂。我多次在开普敦单独行动，至少觉得不比广州更没安全感。但在约堡，我惟一一次企图出去转转，但一出酒店就碰上对面街上几位老黑冲我嚷嚷“你想去那儿？”我只好可耻地缩回酒店——— 这实在不是一个可以散步的城市。
　　约堡市中心的华人商铺、公司，如今超过九成已搬走，这也足以说明问题。约堡有20万华人，每年都有数十人被杀，严重时几乎每周都有华人遇害。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口20万的小县城每周都发生凶杀案会如何吧。中文报纸《非洲时报》的版面上，华人遇劫凶案的报道只是豆腐块，而头条是华人各团体开会商讨华人如何自我防卫。如何自我防卫？就差成立武装民团了。
　　但还有一大误解，就是认为南非黑人特别喜欢针对华人下手。虽然华人的确有些致命弱点——— 比如喜欢现金交易，又比如不喜欢不擅长与当地人交往并融入当地生活——— 导致自己容易成为犯罪目标，但数据表明华人被害、被抢案件在全部罪案中所占比例并不算突出，也就是说在这个犯罪率很高的国家，在犯罪率奇高的约翰内斯堡，并不存在所谓“专杀华人”、“专抢华人”，而是人人自危。凶案死的最多的仍然是黑人，黑人之间发生的凶案更多，并且华人遇害也未必都是黑人干的，也有华人自相残杀的极端例子。
　　近年南非最大的治安问题是本国黑人与津巴布韦黑人的严重冲突。南非失业率为23.5%，而独裁统治下的邻国津巴布韦失业率高达80%！一个失业率 80%的国家的人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涌入一个失业率23.5%的国家，势必引起严重的排外风潮，而作为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南非不可能再干强行驱逐外来移民和难民的事，但又没有找到有效的限制管理措施。南非1994年之后最大的群体事件是去年发生的南非黑人针对津巴布韦黑人的大规模暴力冲突，死伤数百。
　　会不会有人怀念旧社会(1994年以前)？难免会怀念市中心繁华的昔日，也难免会抱怨国家的种族倾斜政策矫枉过正，为了给黑人更多的机会和补偿而伤及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但不会有人再去怀念种族隔离制度——— 那种黑人没有准入证不得进入城市的森严制度。没有人因为治安恶化就想重新乞灵于那个违背基本人权的小小证件。
　　此行我多次听到南非的官员、经济学家、记者提及“中国模式”(China　Model)这个词，有的瘸腿经济学家好像对这个词完全上了瘾，但南非国家品牌国际促进会官员John Battersby对这种经济高速发展的模式深表警惕，他认为南非和中国一样面临着经济高速发展和贫富越来越悬殊之间的巨大矛盾。我问他：如果一个没钱的黑人都快病死了，他跑到医院去会怎样？John说他不能确定如果这位病人不是南非人会如何，但如果是南非公民，他肯定将得到免费救治。John称在 1994年之后，头7年政府完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随后便有意识地不惜通过减慢速度来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尤其是医疗和教育，他认为南非现在已经比较接近于一个福利国家。Ｊohn的说法也许过于乐观了。想到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大主教２００１年的话：“和解意味着那些曾被历史压迫到底层的人必须看到压迫与自由本质上的不同，对他们来说，自由必须变成干净的水源、随时的电力、像样的住宅和一份好工作，能送孩子上学，能获得医疗。如果这些人的生活品质没有提升和改善，这种转变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这些，选票便毫无用处。”
　　“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后果，还需要过两到三代人才能慢慢消除。”nJohn　Battersby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