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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在理解上,这一点没有特别的困难。工业不同于传统农业,技术上不靠光合作用,不需要每部机器、每道生产工序都均匀地晒到太阳,所以可以在空间上集中,也需要通过聚集来节约基础设施的投资。此外,工业产能大幅度提高之后,产出有了革命性的增长,需要更发达的分配体系,一般也会刺激市场和商业中心的发展。

 

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推进工业化的难度更大,因为长期以农立国,工业化的资本、技术、人才门槛太高,难以逾越。比较之下,“城市”却是老早就有了的。发展城市也没有什么名堂,似乎工业化之后,城市化自然就会加速。倘若工业没有长足的进步,“消费性的城 ...

2007-05-14

其实,由赤医转变而来的今日农村里的乡医,与历史上的乡村医生倒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这点认识,我是在阅读人大清史所杨念群教授的著作时得到的。杨教授的这本书(《再造 “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让我们可以对历史上的中国乡医一窥究竟。

不妨从一个场景开始。30年代河北定县,离北京200公里,已通火车。据李景汉等社会学者的调查估计,这个当时40万人的县,人均年收入30元 (按当时汇率约等于15美元), “这样的收入仅能供给一个人勉强生存的食物,主要是谷物” ...

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 ...

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1985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 ...

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ldq ...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 ...

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中国值得庆幸的地方,是逐步从僵化的教条走了出来,从实际出发,选择重新界定权利的道路。至于这个权利界定过程,先走哪一步,再走哪一步,是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边试、一边看,最后把稳定的权利变成法律,变成了一套长期的章法。

    不应忘记,邓小平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方面的巨大贡献。在我看来,邓小平做对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国家政策推向了为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创新活动提供合 ...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但表现出来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则是物价的上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处理物价问题,才能比较有效地抑制通胀?

  显然,以限量压制某些商品之价格,虽然一时可以达到限价目的,但并不等于因此就压住了通胀。搞不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物价上涨从一个商品“撵”向另外一个商品。

  通胀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人们受通胀预期的驱使,持币在手,欲以购买商品和资产来保值,免受通胀的损失。这里包含的行为逻辑像铁一样硬,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废除的。政府出台限购甲物的禁令,当然可以“平稳”甲物之价。但人们的货币资产还在,市场 ...

(周其仁在长沙参加“晨报会讲堂”时表示,土地该改革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下一波强有力的增长,特别是以确权为基础,带动资产的流动、集聚、资本升值,让城乡人民分享。在演讲中高度评价了成渝模式,认为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一种可行性方案。他表示,城市化是经济自由的结果,“应当让农民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土地,让他们分享城市化的价值,实现双赢。”)

    (“农民进城可能永远不回农村了,那他原来拥有的土地和房屋权利就得有一套相应的权利体系来保证它的流转。”对此,他呼吁立法确定农民土地转用权利推动土地流转。)

  ...

  把世界吵得翻天覆地的人民币汇率,是在一个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这个市场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部在上海外滩中山北一路15号,曾经的华俄道胜银行旧址。与纽约、伦敦、东京那些外汇市场不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有形市场,比较容易观察。再加上历史不长,弄清来龙去脉不算太大的难题。

    1994年前的中国有外汇交易,但没有统一市场。那时,人民币换美元的需求是通过两条轨道来实现的。第一轨是计划轨,就是按政府的官方牌价结汇。不论企业还是个人,有了外汇收入,都要以5元多人民币兑1美元之价,结算给政府。人民币估值如此之高,应该是那时中国的创汇能力不足,政府希望以较少的人民币 ...

注,本文写于20090206

 

    张培刚先生的生日是1913710日,九十大寿应该是明年。不过中国的传统,为老人做寿向来“做九”。于是,上个星期在华中理工大学,就有了几代学人为先生祝寿的盛大庆典。

    旁听生的回忆

    我不是张培刚先生的入室弟子。 

    但是,我是他讲座的旁听生。1980年张老先生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开设的系列讲座上,为学界作外国经济学说的启蒙。讲座地点在北京大学办公楼二层礼堂,拜北大“开放课堂&rd ...

周其仁:以土地转用抑制土地财政,成都模式可行 

2011年10月31日

来源:经济参考报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在新浪•长安讲坛第201期上发表题为“为什么合法的土地转让权很重要———成都改革实验的启示”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记录。

 

中国两种土地观的矛盾:

 

城市化简单讲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现象。所有的国家尽管社会制度、经济条件都有很大差异,但是随着收入增长,就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城市或者城镇这样的空间,这个趋势很 ...

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五十一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9月12日星期一

  个人网站:zhouqiren.org 

  这组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一共写了50篇。本文是小结。原本没有计划写那么多,可是写着写着,有待探查的题目不断跑了出来。是的,本系列的重点不是评论,而是探查。主要是想弄清楚两件事情:其一,吵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其二,汇率机制怎样成为中国货币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回头看,算一个特点吧:十数万字的汇率与货币评论几无一处讨论货币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开放时代我国的货币制度。

  当然知道货币政策 ...

货币准则才是问题的根本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五十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8月15日星期一

  个人网站:zhouqiren.org 

  正当本系列评论收尾之际,上周末发生了美国国债遭标普降低评级的事件。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在上周五下午1点15分得到通知,然后财长等高官即与总统奥巴马作了讨论。次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柏林(Gene Sperling)公开作出抨击性回应,抓住的把柄是标普的估算出错。不过毕竟史无前例,消息还是引发激荡,本周全球股市连日一片漆黑。

  看到过的评论里,有两个观点值得注意。其一,此降级并不意味美国国债违约的风险上升 ...

给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真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吗?

——致“成都模式的批判者”

周其仁
2011年7月25日修订于北大朗润园

和几位同事同学一起关注成都的改革试验,不知不觉已经四年。除了实地调查,直接访问当地有关部门、乡镇、外来公司和本地农户,我们还阅读有关成都改革的报道和评论,了解对成都做法的各种批评与赞扬,以求在横看与侧看之间,识得庐山真面目。

去年秋天的一次调查中,当地朋友提及一本专门批判成都模式的书,问是否看过?被问住了,还真没有看过。回北京后,同学从网上购得几本,在课题组内传看。我拿到的时候,看书名是《地权的逻辑—& ...

真金白银约束下的利害计算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四十八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7月18日星期一

本系列评论的汇率体制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要点,这就是政府入市购汇,必须受其预算收入的硬约束,用真金白银,而不能靠央行的基础货币。个人观点,这样形成的汇率,才是所谓的”均衡汇率”,才对经济的正常运行有益无害。

说明一下:在中文语境里,”真金白银”这个词,包含了对贵金属货币制度的全部记忆。毕竟,以法定货币全盘替代银元铜钱,在中国是1936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满打满算到今天也不到8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rdq ...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心所在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四十七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7月4日星期一

  个人网站:zhouqiren.org

  上周我们建议,开启三大财政性筹资通道,备下实在的经济力量,把基础货币从外汇市场上替换下来。在逻辑上,只要筹资量足够,能把新进入中国的外汇悉数买下,那就可以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解决十几年来我国不断动用基础货币购汇维稳、因此动摇人民币币值稳定的老大难问题。

  是的,倘若进入中国的外汇就是1000亿美元,那么出手7000亿人民币全部买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横竖也就是7:1。至于这7000亿购 ...

财政购汇的三条筹资通道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四十六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6月27日星期一

  个人网站:zhouqiren.org

  骤眼看去,在维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这件事情上,国家财政是拿不出钱来把央行的基础货币替换下来的。原因简单:增速连年远高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收入,却怎么也赶不过财政支出的增长。说来不容易相信,超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在财政上多少年都是赤字。读者翻翻国家统计局年报就可以知道,除了2007年算例外,近十多年来我们的财政每年都是赤字。有变化的,只是赤字规模随国民经济增长而增长。1997年前的百亿量级,变成后来的千亿量级 ...

用什么把基础货币换下来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四十五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

 

  周其仁个人网站:zhouqiren.org

 

  上文建议,要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的目标,就不能再要求央行天天动用基础货币不断大手购汇。如果人们担心汇率因此失稳,损害出口、就业与增长,那就想法子寻找替代性资源进场买外汇好了。反正在逻辑上,只要有N元人民币把每进入中国的1美元买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可以稳定在N:1——至于这N元购买力究竟出自央行的基础货币,还是出自其他门户,对汇率水平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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