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对我来说是对自我的澄清。

临毕业,大四的同学先后返校,见面不免寒暄。今年的寒暄与往年格外不同,像是约好了似的,客套几句之后,同学们总要郑重地添上一句:“老师要保重身体。”令我格外诧异。直到有位同学在“老师要保重身体”之后又添了一句:“头发都白了。”我才恍然大悟。

那天正好给大三同学上最后一次课,我自我解嘲地解释了一下:“一个学期下来,大家可能发现我的头发都熬白了,这不是因为我为大家操碎了心,而是我好久没去染头发了。”

按照头发的生长速度,我一年总要染上那么三四回。染头发是个痛苦的过程,抹上满头黏糊糊我始终没弄清是什么的东西,在一个臭烘烘、热潮潮的空间里等待,还得为此买单。理发师太太总是试图说服我换一种颜色,或者换一种更高级的染料,或者换一个更洋气的发型,或者向我推荐某种护发产品。尽管我十分清楚理发师太太的推荐出于掏出顾客口袋里的钱热衷远甚与对理发专业的热爱,在一种说服与反说服,征服与抵制的较量中,还是被说服了几次。有一次我尝试了一种叫做“欧莱雅”的染料,结果那天的染发过程中头皮烧得尤其厉害,我几次要求中止染发,理发师太太答应着左磨磨右蹭蹭,翻一翻,吹一吹,挠一挠,又说再等等。还有一次同意让理发师太太把我的头发弄成卷卷。尽管理发师一再承诺做完全套不要多长时间,我还是把整个晚上都搭进去了,从刚下班开始卷,直到头上挂满了卷卷,中间吃了个盒饭,然后是漫长的等待,头皮火烧火燎的疼痛,等到理发师太太把我头上不该是我的东西全部撤掉,已经是夜里11点,理发师太太说:“今天是无论如何都弄不完了,你先回去,明天再来染色。”

后来我换了一家理发店。于是以前演过的一套又重新上演了一遍。先是关于染法,然后就是关于颜色,再然后……尽管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与理发师较量的经验,总算能够在一种说说笑笑的较量中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当终于有一天,理发师不无善意地建议我洋气一下,把头发烫成卷卷时,我忽然觉得这一切实在太无聊了。

然后就回到了那个最初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染发。不就是几根白头发么,我为什么要害怕自己本来的样子呢。于是我决定再也不染发了,做个白毛女。

自从决定做白毛女,世界很变了些样子。公交车上,年轻的帅哥开始阿姨长阿姨短地叫起来了,小朋友们则一口一个“奶奶”。有一天公交车站卖水果的大婶一脸严肃地望着我说:“你这头发白的,怕是缺少维生素吧?”我基本已经猜出她下一句要说什么了,连忙是呀是呀的赶紧走了。而我家小朋友来了句更经典的,有一天,他本来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忽然停下来,眼睛越过我的头顶,一脸诧异,大声而清澈地说:“妈妈,你长霉了吗!”

      我外婆60岁后开始常常念叨:“我怎么还没死啊?”“我什么时候才死啊?”她时常跟我妈说:“你帮我看个八字吧,看我什么时候死。”我妈给我外婆算过很多命,算命先生或者说“三年不死五年死,五年不死近期就不会死了”,或者说“今年不死明年死,明年不死这两年是不会死了”。 就这样念念算算的,我外婆活到了90岁。
    我小时候,一方面着迷于这种指向未来的只言片语的那种玄乎神秘,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以所受的唯物主义教育自以为是地质疑一下:“哦,什么时候死他都是对的呀?!”然后我妈就会责怪我:“不要乱说。”
    我妈说,一个算命的说外婆死时将身边无人,当时我们家一个邻居大妈连说“打狗屁打狗屁,这个老人家儿孙满堂,怎么可能死的时候身边无人呢?”那算命先生说:“这个?跟儿孙满堂什么关系啊,你们到时候自己看吧。”

    然后我妈又开始了她那段老掉牙的叙说。
    在外婆将死那些天,我妈天天守在她身边,晚上睡在她脚边。几天过去,外婆没咽气,我妈着急家里的田没耕,回家了。她头一天晚上回家,第二天早上一开门就看见表哥骑着单车冒着大雨往我家赶,我妈一看就知道外婆已经去了,抱着一大卷钱纸往外婆家跑去。
    我妈说,外婆去时身边果然没有一个人。大舅大清早出门了,还不知道消息;大舅妈在外间做饭;二舅说他怕得很,不敢过来。
    我妈说她对不起外婆。外婆死前再三叮嘱她两件事,一是要先换寿衣,不要等死了硬了之后再换,怕衣服穿不抻,怕“别人”换;二是要多给她烧些“过江纸”,外婆说人刚死还没到阴间收的钱纸叫“过江纸”,这个“钱”是全归自己用的,以后到了阴间再烧的钱纸,会有很多鬼来分,到自己手里就没多少了,我外婆说她穷了一辈子,心愿死后能有点钱花。
    我妈要给外婆换寿衣,大舅妈说已经叫了师傅。师傅来了嚷嚷说大清早的,要吃呢要喝酒呢。我妈那时心中焦急,摸外婆的手,手心尚温热,身体也还没僵硬,就动手脱了外婆的旧衣,换上寿衣,又替她梳好头发。然后也不管外婆“过江”了还是没“过江”,把带的那一卷钱纸烧了个精光。
    我妈说人活一辈子就是可怜,你外婆年轻时也算胖的,到死时只剩下一把骨头,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了。还有你奶奶,那时候人人都说她胖,到死的时候也没有一丝肉了,就这样一点一点熬干了,熬到死。
    你奶奶死的时候,寿衣都换好了,只等她咽气。你奶奶老年痴呆,认不出家里的人有几年了。那时候忽然清醒了,叫了你爸的名字,痛哭起来。你爸说:“还哭什么,未必你这辈子还不值啊?”
    晚上,你大伯坐外间的沙发上,你爸准备守在你奶奶床边,你弟要你爸先睡,说他来守夜,才过了不久,你弟就在喊人,说奶奶已经死了。我喊你大伯进来给她烧纸,你大伯说这大热天烧纸,只怕屋里温度升高,尸体臭得快。你大伯最后还是没有进里屋,说他怕。

    以上的段子二十年间我妈给我讲了无数遍了,内容大致一样细节稍有不同,每一次我都静静听着。也许细节也是一样的只是我每一次注意的不一样吧。这次触动我的是奶奶临终时的清醒和痛哭,还有大伯和二舅的“怕”。那些已经故去的人,不知他们在弥留之际是怎样的心情,想来必是万分的孤独和恐惧,而这时候连最亲的亲人也已经从内心抛弃她了。
    在我已经过去的前半辈子,经历过几个亲人的死,外婆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读书,几个月后才知道信息;奶奶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上班,赶回去时已经入殓,晚上守灵,我妈我弟都要我先睡,说怕吓到我;我老公的外公去世的时候我也去了,晚上有一个叫“现面”的仪式,开棺让亲人见最后一面,我老公也要我带孩子先睡了,说怕吓到我们。仔细想来我一直处于一种保护之下,以至过了半辈子尚未与任何一个“死人”打过照面。
    问题是,我有足够的勇气走进一间充满死亡气息的屋里,走近一个濒死的人,手握着他的手,脸贴着他的脸,给他以最后的安慰和勇气吗?此时我只能十分保守地说,但愿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有。
    晚上读《卡夫卡传》,读到这句:“有几天他(卡夫卡)不得不躺在一个临死的人旁边(由于没有合适的病房),过后他怀着极其钦佩的心情对我(《卡夫卡传》的作者马克斯·勃罗德)谈到那个牧师的耐心,他坚守在弥留者身边安慰他,直到最后一刻。”

南方科技大学45名学生刚刚发出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教育部赶紧羞答答地“透露”他们正在进行中的高考改革,据说将要建国家题库,还要下放高考命题的权力到各省,顺便强调“高考制度是我国最公平的制度之一”。顺着教育部的高瞻远瞩,展望中国教育的未来,毫不意外,我看到的仍然是一条死胡同。万千家长正带着他们的孩子在中国教育的死胡同里一路狂奔。

考个更高的分数,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做个人上人,当教育的目的变得如此赤裸,我们的小朋友从出生开始就不得不一路狂奔。更早识字,更早算数,更早写字,更早入学。当小朋友有了6岁,父母们开始张罗给他们找个更好的学校。于是那些所谓的好学校人满为患,入学也顺理成章演绎成激烈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钱和关系是缺一不可的炮弹。

钱指的是择校费,意思是你为选择一个好的学校而额外交的费用。择校费一次交清,如果你对学校的教育不满意,一年后想转走,这个钱是不退的。择校费已经被禁止了。问题是哪一条法律能够禁止一个愿收一个削尖了脑袋想要交的费呢?禁止的结果就是如果你想堂堂正正地走进某个小学,掏出口袋里的钱,为你的孩子在里面买个位置,那是不可能的。你将只能得到一个堂堂正正的答案:我们这里不收寄外生。此时此刻,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个小学任职,认识某个谁谁谁成为一种特权。走关系的过程先是宴请A朋友,在由A朋友宴请他的B熟人,再由B熟人宴请他在某校任职的D亲戚,在陪钱陪时间陪笑脸尊严扫地的过程中一再表示这个钱你是出得心甘情愿心向往之。据说择校费还有个可爱的名字叫赞助费。基本上,我认为义务教育基本就是一个笑话,据说一些有识之士正在争取将学前教育也纳入义务教育中,这大概是个冷笑话。

当然,如果在如此三陪之后你的孩子确实得到了“教育”,也许还是值了。问题是,在一个小学,一个年级多达八九个班,一个班多达七八十人,孩子们能够得到什么教育呢?做父母的在孩子入学前已经当了孙子,孩子在学校当然只能做重孙。基本上,儿童的个性特征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抹杀,因为这些都太麻烦。他们得到是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驯化,更多的作业,更难的题目,更标准化的答案,更多的培训班,更多的禁令,更整齐划一的步伐,不管你长得是多么的千姿百态,统统被粗暴地塞进同一个模子。如果你的孩子长得恰好与这个模子不一样,那基本只有被排斥的份了。如果希望老师们能够对你的孩子多看一眼,必要的送礼沟通是难免的。如果家长试图对老师的教育说三道四,就等着和你的孩子一起走进另册吧。

当小朋友有了12岁,以上步骤还需重演一遍,这次上的是中学,不同的是作业更多了,题目更难了,答案更标准了,禁令更多了,步伐更统一了,分数更重要了。他们终于挤进了或者没挤进一所满意的或者不满意的大学,交上最后一笔不菲的学费,背了或者没背4年的题目,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文凭。

在大学生包分配,大学等于铁饭碗的年代,也许这还是值吧。可是,既然大学已经并且肯定不会再包分配了,你与你的家人,着巨额的学费,拖把一样的尊严,用一生中16年最好的光阴一路狂奔,得到的原来仅仅只是一张写了几个字的纸。

在南方科技大学高调改革的时候,我家小朋友7岁。我说:“等他长大了就读南方科技大学。”他爹说:“还不知道人家要不要他呢。”我说:“他至少可以到菜市场去卖白菜。”如果他这16年最好的时光,能够从容地生活,享受学习的乐趣,自由地思考、想象与创造,被爱及爱人,就算长大了到菜市场卖白菜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上了南方科技大学,拿到的文凭不被这个部那个部承认,只要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是教育而不是“教训”,回来还卖白菜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11、浪琴浪琴浪琴及萨格拉斯同学:
活不下去,抢劫,有人阻止,把阻止人捅死,判处死刑。
能活下去,怕人找麻烦,把可能找麻烦的人(注意这事还没发生)捅死,8年。
不同人物背景导致的双重标准,怎么好意思谎称自己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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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已经确定了吗?如果已经确定了,请告知你获得消息的来源。如果没有确定,就不要以如此肯定的口吻引用,即使你的结论是正确的,你的前提可疑,这个论证也是没有意义我。
热衷于传播那些有利于自己见解的消息,而不管他是否真实可靠,这是人的缺陷。这个缺陷导致的结果就是谁的力量更大、谁更善于煽动的技巧、谁掌握了话语权,谁的见解就更正确,谁就更正义。
谁在谎称自己正义:如果你说的是我,我坦白一下,我在我少年可爱的时候是自称过正义的,我现在不自称正义了,当我审视正义这个词的时候,我有一种深深的焦虑感。我目前看到自称正义的是如你们在药家鑫一案中的表现,我尽管不认可,但我相信你们不是谎称,是真诚的。如果你说的是某政府某法律谎称自己正义,这个我是同意的。只是我觉得你需要更真实有利的证据,更准确的目标:不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某个集团。 

12、萨格拉斯:药家鑫案件之所以现在广为关注,不是因为这是个什么运动,而是这个案件一开始被掩藏,后来经过网络的传播得以出现在民众的视线里,这就牵扯到当前媒体和主导媒体的行政行为隐瞒真相的问题。
=====================这个分割线很好用
这是你第二次提到药家鑫案被媒体掩藏,从你的语境里的解读,你以此为前提,得出这是药家鑫及其背景动用了公权力为他脱罪,由此增加了你对药家鑫的阶级归属的判断,并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罪。
以非法的手段动用公权力掩藏某些事实,为某些个人或集团谋利,这是罪,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沉疴,这个我是认可的。
关于药家鑫案是否被媒体掩藏,我提一个事实:我去年为此案写过一篇文章,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154c839b2c2b121我查了下,是在去年12月1日,可见我从网上知道这个案件是在这一天之前。我刚才再查了下,药家鑫案发生的日期是10月20日,批捕日是11月25日。
我再告诉你在天朝,什么叫做刻意掩藏:去年某天,我给我的几个好友分别发了短信:XXX获XXX奖了,后来的证实,这些朋友都没有收到该短信。还有,在某些时候,你发现你的某一句话在网络上根本发不出来,提示是包含敏感内容,具体是哪个词语敏感了,还得你费尽脑子猜。当你输入某个名词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人家会毫无例外地告诉你,该页无法显示。
还有一个事实:正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这个案子被广泛关注,使的药家鑫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3、夜已深:
我想,药在连捅8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觉得这个记他车牌的人是“非人”啊,一个低贱的不配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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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视记他车牌的人是“非人”,是错,杀人是罪,这个我认同,我似乎也没看到有谁反对。
我要说的是视药家鑫为“非人”同样是错的,因为有人视他为“非人”,还是很多人,还觉得很正确。 

14、夜已深:
现在的情况是,有人故意杀了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大家要求依法定罪,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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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最高品格是公正:针对具体案件依据现行法律判决。这一点我无异议。
如果药家鑫最后被处以极刑,我也无多大异议。
我的意见在于:一个21岁的青年,大三学生,杀了人,手段残忍,面对审判,这是很可悲的,面对这样的悲剧确只听到一致的喝彩声,表达愤怒的狂欢声,这是很可怕的。 

15、夜已深:
到底你们有没有认真想过拿这个案子讨论普世价值合不合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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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普世价值只适合一些人,只适合一些案子,那还叫普世价值吗? 

16、萨格拉斯同学:
希帕莎是贵妇也好,是贱民也好,你为她被杀死而叫屈是因为她是无辜的;
上个世纪的打土豪分田地,批林批孔打到臭老九运动,你为曾今的地主和知识分子叫屈是因为他们也是无辜的。
请问,药家鑫是无辜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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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说希帕莎、地主知识分子是无辜的时候,表达的是你的观点。在当时、当地,那些当事人看来,他们是有辜的。——所以你看,有辜和无辜,是与非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当你认为药家鑫是有辜的,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来自惊世重案之克伦姆街的恶魔)
英国格罗斯特市克伦姆街25号一栋房子里,弗莱和罗斯·威斯特夫妇在这里先后性侵、折磨、杀害10名女性,其中还有他们亲生的女儿。丈夫弗莱在审判前自杀,妻子罗斯在法庭否认所以的犯罪指控,罗斯最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记得在罗斯案中,陪审团的意见是:“她可以不承认自己杀人,但她要永远呆在监狱里。”这句话给我的启发是,原来法律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把可能危害社会的人关在监狱里,使他们不再具有危险性。而不是惩罚,通过惩罚鸡吓住猴子。
在罗斯案最后,受害者之一露西·帕丁顿的妹妹玛丽恩说的一句话也对我深有启发:“罗斯小时候曾受父亲性侵害。15岁时被人在公共汽车站绑架,被强奸……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我开始觉得有一点同情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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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从他们的眼光来看,药家鑫应该不会是死有余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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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帕莎、地主知识分子与药家鑫的可比处在于:集体一致地渴望一个人的毁灭。 

16、无厘头同学:
21岁是孩子吗?是代表张妙发问吗?大众为此群体狂欢的表述实在不妥,之所以这么多人的关注,实在是事实清楚,手段极端残忍,超出人性底线,以及对司法的不信任,因有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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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觉得孩子这个称呼不妥,看来你比我年轻得多。
我只代表我自己发问。
我从众人的关注中读出对死的渴望。 

17、萨格拉斯同学:
在您充满讽刺的提醒下,我决定离开这趟浑水,自己整一个有逻辑的,有空参观下哈。
另外,非常遗憾地告诉你,我非常乐意当科幻家,并且确确实实生活在地球上。
还不怕讽刺。 

18、巨贪曾锦春临刑前对话披露 谈八旬老母潸然泪下
写了一大篇最后这句话是不是恰好又证明了罪犯只有临刑才能被复苏点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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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首先你要证明曾锦春事出前确实虐待父母,在这方面没有人性。原文所举的例子是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
就算是你所说的是人性复苏是话,这个世界也只能得到一具人性复苏的尸体。
当然,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无论我们得到多少具人性复苏或不复苏的尸体,都不能改变治乱循环轮回,除非一些本质的东西发生改变,这个东西就是理性和宽容。 

19、我同意极刑不一定能唤醒灵魂,但是目前必须我觉得大家讨论的重点并不在谁死或死得难看不难看,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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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尊重和遵守现行的法律,不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反对的是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罪有应得” 等等那些一致气愤的声音,以及“非人”“狼”等等这些比喻,前者抹掉了人对人应有的悲悯,表现出的暴戾而嗜血是倾向,后者实质是在主张另一种歧视。
这些东西以民愤的方式出现时,是很可怕的。愤怒以及集体一致,人在这种氛围中往往不再是独立个体,导致理性的缺失。当这种集体一致的正义的声音要求的是对某一个体或群体毁灭,正义就他的反面。
我真正的焦虑的我们这个民族对正义,对严刑峻法、对暴力革命、包括严格家教的迷信,这些东西又相辅相成,构成整个民族的性格,如果没有变化,这个民族的命运将会是万劫不复的。
“严厉”是对人性的不信任,在不信任人性的文化背景下不可能走向自由。
“严厉”的民族性格也是药家鑫犯罪更深沉的原因,当他向受害者连刺8刀的时候,是为了掩盖撞人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他看来,与连刺8刀杀死一个人相比,更恐惧的是面对撞伤人这件事,当然你可以说他的判断愚蠢之极。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判断?他为什么这么恐惧? 

20、对于废除死刑,我的观点如下:
1、废除死刑是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趋势。
2、当前的中国废除死刑条件还不够。
3、如果只有到了废除死刑的那一天才能够谈论废除死刑,废除死刑的那一天就不可能到来。
4、在尚未废除死刑的前提下呼吁尽量少判死刑是一种进步。
5、呼吁少判死刑绝不等于为嫌疑人脱罪。脱罪指的是掩盖或否认或减轻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捅了八刀说成是6刀、杀了人说成是自卫,撞了人说成是被人撞。 

21、关不羽先生,谢谢你的回复,谢谢你的诚恳和思考。以下是我的异议了:
1、关于“最终趋势”:进步并不等于最终趋势,我可以列一大堆理由论证废除死刑是一种进步,也有人可以列一大堆理由论证这是一种倒退,这属于表达观点,表达与论证观点都是很麻烦的,但绝不是没有意义。当然要证实这是不是最终趋势,估计你我都活不到那一天。确实有人论证了吃饭不要钱是个最终趋势,不过我反对这个观点。
2、关于“拔苗助长”与“水到渠成”,我反对“拔苗助长”,但也绝不相信这个事能够“水到渠成”。
你说的诸如公平审判、设立真正的长期刑、公开透明程序化的假释、保外就医制度以替代随意性很大、透明度很低的所谓“减刑”,我基本人我都是走向废除死刑的前提,但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已经废除死刑能够像水到了一样就能够渠成的。这一点我更赞成楼上ifei同学(我反对他那些“政治高级词汇招摇,把自己启蒙了再说”之类的讽刺侮辱特点的用词)的观点,“要先说服民众”,这个说服的过程需要文化上的反思,观念的不断澄清和变化,我基本以为这就是楼主的意图。我的回复也是这个意图,如果给你以“拔苗助长”的感觉,只能说是与你的观念差别太远了。
3、同一个时代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基本认为是一件好事情。据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距离是思想的距离,我能不能够说服你呢?或者你能不能够说服我呢?我基本觉得都很困难。那我们的言说是不是没有意义呢?我觉得不是,首先我一直觉得这种言说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澄清,另外我们陷于其中可能不能自清,但我相信旁观者自清。一个有思考、有讨论、有言说的时代才是有希望的。
4、我支持废除死刑属于一种立法推进,个案的审判应该严格按照成文法进行,反对干扰司法独立。
但我并不以为呼吁(或就某一案呼吁)少判死刑是干扰司法独立,如果呼吁宽容药家鑫是干扰司法独立的话,那么呼吁药家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样是一种干扰,由于后一种声音更强烈,这是一种更大的干扰。
所谓干扰司法独立是指用非法手段影响法官的最终决断。而在一个尚自称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自由地表达观点是合法且十分必要的, “干扰司法独立”基本是乱扣帽子。
法律是明晰的同时又具有模糊性,对于一个案子的双方,都有权利通过合法的方式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否则律师、陪审团啥的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法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种种滞后的特点,需要不断改进,在现实的审判中,偏离法律判决从而对人类产生重要促进作用的案例也是存在的,如曾格案件,当然我并不认为药家鑫案适合这一点。
5、还有一种质疑:当你呼吁宽容药家鑫的时候是否考虑过受害人的感受呢?
我知道宽容的宝贵,我曾以宽容面对过生活中的种种磨难,但我仍然不能确信,当我的某个至亲在某个漆黑的夜里被人撞倒仅仅因为想记车号还被人连捅8刀还致死之后我还能够宽容,想想张妙在那种黑暗中的痛苦、恐惧、绝望和无助,正常人谁能无动于衷?我同样也不能确信,当我有一个儿子养到了21岁我眼看他在一片“杀了他杀了他”的呼声中一天天走向死亡我还能够宽容。
我面对这件事主张免死仅仅因为前者是过去式,已经既成事实,后者却正在进行中。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最高的品格是真相。追求过去事情的真相,是为了增加智慧的,而不是为了增加仇恨的,没有宽容就没有未来,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历史事件已经小两口吵架。
如果有一种这样的可能,药家鑫的死可以换来张妙的再生,我会毫不犹豫地改变观点。
6、主张废死的人在数量上小的多,但我并不认为主张废死越来越小众,真实的情况是主张废死从无到有到小众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我相信以后还会更多。

以下回复针对萨格拉斯: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判8年的结果是不是真的,如果是,那这个结果太轻了,轻到玷污了法律本身,背后必然涉及权与利的交易,这是法律的悲哀,也是某国的悲哀。我没有料到这样的结局,因为我始终、依然、可能还会永远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也是我的悲哀。

1、药家鑫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个阶级,这一点是有待考证的。凭他家有钢琴,有一辆车,还有他爸曾经当过军代表,还有当时威风得很,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我记得当年我们村的村干部也威风得很,不过你现在要是在马路上遇到他,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2、可能药家鑫如你所说,很富,还不仁(后一点已经通过杀人证实),我要说的是,富不是罪。有可能他家的巨额财产来路不明,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有可能他家利用巨额财产干扰司法独立,这里需要呼吁的是司法的透明、独立和公正,而不是痛恨药家鑫,恨不得他死。 

3、你要在这个恶劣的案件中,替药家鑫说话,以任何一种理由为药家鑫开脱,或者说你的观点有意无意间给药家鑫开脱,你都会被耻笑。——这其实就是一种独裁思维,正常的情况应该是,无论多么恶劣的案件,多么恶劣的人,他都有权利请人(律师)为他开脱,他都有权利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只有这样才能更大可能地保证个人不被公权迫害。 

4、如果熊培云在杨+案件或是马加爵案,或是赵连海案时候站出来,展开他有关在中国废除死刑的构思,在此前提下,你再说熊培云是智者,哪怕说熊培云是圣者也不为过。
——首先你要证明熊培云在杨+案件、马加爵案、赵连海案确实没有发声。
如果他当时确实没有发声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一个人关注或不关注某个案件,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的,一个人就关注的某个案件发言或不发言也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的。
如果他当时发过声,并且发出的还是“杀了他杀了他”的声音,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一个人的观点会变的。
当然,如果对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两个案件里表达两种不同的观念那就很说明问题了。所以这里你要显得有说服力的话应该是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熊培云就某案是***说的,所以他不是智者,而是投机者。 

5、我的意思是如果以弱者为例来展开自己的伟大思路,是会被人多认可的。
——对于这句话我是深以为然的。投合大众的心里,有谋有略,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认同和成功,那不是智者,而是投机者。如果针对的是废除死刑的讨论,得出的认识是不该死的原因只是因为他是个弱者,而不因为他是一个有生命权的人。 

6、在这个本来就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里以作恶者为例谈宽恕与人性,有悖公正与道义。
——宽恕的本质就是宽恕作恶者,宽恕你最痛恨的,宽恕你的敌人,以及包容不同的意见,善良的行为需要宽恕吗。

 

7、如果药家鑫在经过律师的辩护和法官的庇护之后,还没有受到应该有的惩罚,现在很多人的生活观和价值观都会改变,既然法律和制度无法保障一个正常人活着过马路的权利,那么只能自己想办法。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很想知道你会想出什么办法。在我的话,面对满大街横冲直闯的车毫无办法,只能等他们都走了再走。
其实当药家鑫面对审判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弱者。他面对的是死刑、死缓、无期、多少年,还有赔偿,还有鄙视和歧视,从前的生活已经没有了。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到那一天,你觉得他还会举起那把刀?你觉得他会很想撞到张妙?我相信如果让他再多倒一点,他会但愿自己没有这辆车,他会但愿自己根本不会开车。 

8、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与非的观念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非”就是动不动把一些人视为“非人”。举几个例子吧:
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城,一群狂热的信徒将一位叫作希帕莎的贵妇从马车上脱下来,剥光了衣服,拉进教堂,他们用尖锐的蚝壳把她的肉一片片地从骨骼上挂掉,然后把她尚在颤动的四肢投进熊熊的烈火,因为她尽然敢于依附新柏拉图哲学,而在他们看来,信仰天主教才是正义。
还有上个世纪,一群农民跑到地主家里,抢了他们的东西、分了他们的田,从精神上打倒他们,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因为他们用田产剥削了他们,而在他们看来,消灭剥削才是正义。后来,又一群学生批斗殴打虐待他们的老师,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知识才是正义。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最根本的“是”是把所有的人当人,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要跨过这道坎,最关键的是要把你反对的、痛恨的、鄙视的那些人当人。 

9、山东泰安持枪袭警案:不好意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我不知道熊培云或者柏蔚林是不是已经看过,并且发了言。并且发的言还是希望判他们死。
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么?由于药家鑫的案件还没有判,所以这两个案件是否平等我不能比。
现实是,法律、社会中处处存在不平等的现象,但这不是药家鑫的错,也不是熊和柏的错。

10、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走路的人,今天我看到别的走路的人被撞倒还被捅死了,我装作不吱声,等哪天我也遭受同样的事情,你也装作不吱声。那一天,这个世界离地狱也就不远了。
——我也是个普普通通的走路的人:如果我今天看到的是走路的人被撞倒了,我希望他得到应有赔偿;如果我今天看的是一个准备逃逸的肇事者,我会大喊捉住他;如果我今天看到的是一只捅向受害者的手,我会大喊一声住手。
但是,我今天看到的是一个21岁的孩子面对审判,他将被一颗子弹打破脑袋,大众为此群体狂欢,你觉得,这样的世界离地狱远一些吗?

赫拉、雅典娜、阿芙洛狄忒为了一个“送给最美的女神”的金苹果争得不可开交,宙斯只好将裁决的权力交给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三位女神公然向帕里斯行贿,赫拉许诺让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雅典娜许诺赐予他智慧和力量,阿芙洛狄忒则许诺让他拥有世上最美的女子。后来,如我们所知,帕里斯选择了美女,却导致了特洛伊城的毁灭。

帕里斯的选择令聪明人大跌眼镜,他为什么不选择“至高无上的权利”,有了权力,美女不就跟着来了吗?还有更聪明的人,他们既不会说要美女,也不会说要权势,而是说,我要“道”,要“正义”。比如,几乎同时代发生在东方的另一场战争,武王伐纣,理由就是“纣王无道”。周武和商纣谁更有“道”?这是个问题。就我所知的史料及道听途说,武王当然要比纣王有“道”的多,然而基于一个常识,抓到权力的人往往能够操纵宣传,使自己显得有道德,这一点就变得很可疑了。一个显而可见的事实是,使自己显得有道德,武王由此收获巨大的利益,他成功地让牧野的商军倒戈,收获权力和天下,还成功地跻身圣人的行列,把他的敌人纣王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武王的成功奠定了中国人“道德决定论”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有道的,一类是无道的,现实的苦难和不公源于某些人的无道,对于无道的人,革掉他们是命是正义的,而天道终究会站在“正义”这一边。中国历代反政府武装,无不祭起“正义”的大旗,成功者无不证明是“有道”的结局,失败者则是“缺德”的必然下场。历史事实的反复证实一再深化这种道德模式。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下的个体则成为理直气壮的道德捍卫者。

道德决定论掩盖了“不和的金苹果”所揭示的更本质的东西。比如,人的本质,人渴望权利、智慧、力量、美女、荣誉,等等,一切,充满欲望;权力的实质,权力可以换来“金苹果”、美女海伦等等,一切,人想要的东西。正是对这些本质的理性思考,才有了后代西方的价值体系:让人去追求那些他想要的东西;制订游戏规则以保证人人都能追求他想要的东西;规则的关键是权力分配与制衡。

当我们不无道德优越感地嘲笑古希腊神话中那些神与人拙劣的贪婪与自私的表演时,一些更本质更弥足珍贵的东西与我们失之交臂。

道德决定论决定了中国人能且只能做一种人,道德楷模。当基督说“你们当中没有罪的人可以扔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的旁边肯定没有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的罪更少,而是中国人根本不敢有罪。然而光辉的道德帽终究掩盖不了人的本质:欲望。在道德与欲望的挣扎下的中国人实质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分裂人,想要的不能说,能说的都是假话,一方面要粉刷自己的光辉形象,一方面要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分裂的程度视其既得利益的大小、可耻度、智商高低各不相同。前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临死前说:“虽然我发表文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思想上还是想发财。”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想发财,一个简单的梦想,却不能堂堂正正地去说,去做。

维持中国人精神分裂的的成本就是对真相的抹杀。一个通过暴力获得的政权,面对一群渴望道德正义的民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弄的十分的正义,于是一些事实被夸大,一些事实被扭曲,一些事实从无中生出来,还有一些事实则被抹掉。作为个体的人则倾向于选择性地忘掉自己人生中的种种丑事,放大那些值得吹嘘的光辉事迹。重视客观和真实的精神是不被鼓励的,代之以门户的偏见。判断一个人首先是用正义的原理将他归类,有道还是无道,好人还是坏人,地主富农还是无产阶级,富二代还是穷二代,杀人犯还是政治犯,然后选择性地传播事实,即使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也自然而然地进行选择性的判断。比如说,孙悟空是正面形象,所以他杀那么十几二十个人是没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的,妖怪是反面形象,想吃唐僧肉就活该被斩草除根。

当真相被一再抹杀,客观精神不过子虚乌有,理性探求也就不可能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鲜有为真理而读书的。他们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两件事情上,一是为了正义,比如忠君爱国为中华之崛起之类;二是为了利益,比如书中有黄金屋啊颜如玉啊什么的。能够纯熟地将两种学问的结合起来的往往收获巨大利益,一些一根筋的人为了正义掉了脑袋,彪炳史册,不够无私又不够无耻的人通常都精神分裂。几类形象的对比大大败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1850年,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说:“从今以后,众目仰望的将不是统治者,而是思想家。”而百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众目仰望的还是权力,思想家如果不受到迫害或者鄙视就是万幸的了,读书如果不能换来文凭加工作则毫无意义。

当曾锦春临刑前回顾他罪恶的一生时,他说自己“一直没有去尽孝,所以要遭报应……”。据说一个民族每到危机时刻总会回顾民族文明的轴心时代,想不到一个人在绝境中也会从民族文化中寻找那跟致命的绳索。曾锦春找到的绳索是“没有去尽孝”,一个牵强而荒唐理由,但我相信他这次说的是真话,因为在我们的民族文化里他再找不到别的了,我们道貌岸然的民族文化无法诠释他的命运的悲剧性,只会把他的死演绎得像是一场喜剧。

把一个人的悲剧演绎成一场喜剧,我们最近的一场演出是在药家鑫案中的表演。让曾锦春、药家鑫之流死得更难看一些吧,因为他们已经被归入“非人”的行列。这样的“非人”死得越多,这个世界就越干净;他们死得越难看,那些蠢蠢欲动的猴子将会被吓得不敢再动,他们如果能够死光光,新的时代将很快来临。似乎满大街开车的猴子们脸上都贴着坏人的标签,最大的愿望就是撞人,撞了人的猴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杀人,杀了人的猴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用沾满鲜血的手挑战杀人偿命这条正义的古训。

问题是,新的时代真的会来临吗?一个通过杀戮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权,会有足够胆量和美好的情操交出他的权力而不是赶紧利用手中的权利粉刷正义和谋取利益。古老的欲望结合新的权力,结局依然会如鲁迅所说,满纸写的都是仁义道德,字里行间都是吃人。于是,在一片正义的呼声中,一些人将被选出来革掉命,一些人为了革命送了命,还有一些人还没弄明白状况就当了炮灰。也有一些人成功地革掉了他人的命,获得了权力,他们的形象往往被粉刷得无比的光辉道德,他们的胜利将再一次证明天亦有道。当然,免不了的,他们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吃人。所以中国的历史始终走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这才是我们聪明而正义而自私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大的苦果。

桃花村新修了几个雕塑:陶渊明、桃园三结义、桃花女神。

桃花村新修了几个亭子:桃园亭、约会亭、相思亭。

桃花村的小路重新拓宽,起了名字分别叫桃花一弄、桃花二弄、桃花三弄。

桃花村的村民个个都开酒店。桃花村的酒店个个爆满。

桃花村的桃花开了,油菜花也开了。一望无际的桃花和油菜花。

桃花村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有老人有小孩也有年轻人。

老人哈哈大笑,事业有成的中年人故作潇洒。他们招呼着客人和酒。

年轻的情侣卿卿我我,大学生们躺在桃树下夸张着春天的感情。

带孩子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孩子们争着抢着要买玩具。

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aiww。

我曾想为我娘写一部史诗,一部具有荷马规模的史诗。属于我的日子是那么少,也许我只能用这个短篇,留下一些我不愿忘却的片段。 

她生在1949年,生的那天她的娘我的外婆想把她丢马桶里溺了,怕没能力养大她。

2岁左右一场奇怪的病使她双目失明。多年以后她的娘我的外婆也双目失明,我记得我外婆的样子,她拉着我的小手说:你看那盏灯,我啥都看不见了,只看见那里有一点红晕。我那时那么小,她的话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震动。我是到更大以后,才略微理解处于黑暗世界中的人们内心的恐慌,那天我娘说她小时候,有一天多走了几步,然后怎么也摸不到自家的门槛。

我娘9岁前跟着她的娘我的外婆混。我外婆是个小脚的女人,不识字却能出口成章,背得出大段大段的古文经典,这些东西据说都是她听会的。教书的先生没有把她的弟弟教会,却让坐在隔壁的她听会了。

据说我外婆在她娘肚子里的时候,她的娘我娘的外婆幼年的好友也大着肚子,两个发小似笑似真指腹为婚。等我外婆长大后那个家庭已经败落,我外婆不顾合家反对坚持嫁给了父母双亡无家可归做了长工后来又短命而亡的她的前夫我的前外公,从此开始了她穷困潦倒、奔波凄惶的一生。

我在多年以后才找到我外婆的婚姻选择和她所背的那些书之间的联系。我娘9岁前跟着她的娘我的外婆混,所以我娘9岁前受的是儒家教育,这种教育又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传递到我是身上。多年以后我写了并打算继续写一大堆反对儒家文化的文章,而内心却越来越明白自己血液里流着的儒家的根。

我娘9岁那年,一个赤脚医生行走乡里,治好了她的眼睛,她得以重见天日,上学读书。我娘万分珍惜得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又比同学大上好几岁,所以成绩优异。这段时间她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作为翻身的贫农,重见天日的前瞎子,切身的感受使我娘对党的事业崇拜万分,展望未来她更觉得世界是如此美好。

15岁我娘小学毕业辍学务农。我娘说她因为年纪太大不好意思和那些比她小的同学一起读书了,我曾隐秘地更具体地猜想她在月经来临时面对那些不懂事的小屁孩的难堪。

此后我娘受的是现实主义教育,现实的丑陋使她的共产主义理想逐渐崩溃。一天晚上她悄悄赶去看望一个被她爱戴过的老师,这个老师刚刚被打倒第二天就要被遣送外地。她说师母正点着灯给老师缝补一件衣服,她说到老师的凄惶,她说她怎么能相信这个给她描绘过共产主义天堂的老师是个反革命呢。

后来我娘爱上了她哥哥的同学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她的哥哥我的舅舅对此事的反对再次打击了她。曾经背着她去治眼睛的哥哥,把她养大送她读书的哥哥,当面和人家做朋友背后断然反对还是她的哥哥。

后来我娘开始信命。在我还是个共产主义儿童的时候我娘可耻地信命。她说她的娘我的外婆曾经借了她的大娘我外婆的姐姐一斗米,连本带利还了三斗七升还剩七斗三升,直到共产党来才把这笔债免了。为此她的大娘我外婆的姐姐骂了我外婆一世,见面就骂一直骂到她死。我记得他们村有个癫子疯疯傻傻终日游荡泥里打滚,我外婆每到吃饭总要盛一碗饭给他。这个任务在我外婆老了后传给了我舅妈,后来是我表嫂,再后来是我的表侄媳。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癫子是我外婆的姐姐留下的唯一血脉,而我娘告诉我这个关系是要说明她们盛的是我外婆欠的债。

我娘后来还是背叛了她的哥哥们嫁给了另一个五类分子下乡知青我的爸爸。多年以后当我远走他乡嫁给著名的浪子我孩子的爹时,我娘基本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家族受诅咒的命运。

我曾长期冥思过一个问题:我娘爱我吗?我爱我娘吗?在我30岁以前,我曾深刻地以为,都不爱。我8岁的一天放学回家,远远地看到我娘从家往学校走来,我拿不定主意鼓不起勇气叫她一声,尽管那时我必须要叫她,因为否则我将不知道有没有必要继续回家。在我漫长的童年,我曾花费大量的时间思考一个问题,要不要自杀,怎样自杀;以及另一个问题,怎样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深山老林中孤独而巧妙地度过一生。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娘是否爱过我爸,或者我爸是否爱过我娘。这个问题我却是肯定的,从我对他们生活的某些片段的追忆中得到的依稀却十分肯定的印象,他们在那个混乱、无知的时代,在那个贫瘠、麻木的、尚不知爱为何物的农村罕见地爱过。

我娘给我讲过一个叫丙姣的知青的故事。妇女主任和队长做媒要丙姣嫁给贫下中农叫婆,丙姣的拒绝严重伤害了干部们作为贫下中农的自尊。在某个诡异的下午,在妇女主任和队长的主持下,几个彪形大汉将丙姣和叫婆摁在床上,扯光了衣服来“配”。当丙姣赤身露体呼天呛地从我家门前跑过时,我娘把她拉进家门,给她找衣服穿,以及大声诅咒。

当时那个混乱的场面我至今依稀记得。多年以后我娘再次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娘她为什么敢?我想她敢这样做,也许因为她从未受过真正的教训。没人敢教训她,不仅因为她根正苗红,大哥是队长党员,还因为他有4个哥哥,3个姐姐,几十个粗壮威武的侄儿外甥。

那么,我的父家是不是从我娘和我爸的联姻得到过什么好处呢?我想肯定有。作为外省的大地主的女儿又在大城市受过新式教育的我的奶奶,带着三个戴着眼镜的儿子,在这样一个尽管是我爷爷的故土而我爷爷已经被打倒致死的小地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段历史在他们的讲述中充满了侮辱和歧视。我娘的到来一定给他们带来过什么改变,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承认了。他们回忆当年在农村如何巧妙地避开某些欺负和事件时总是得意于自己的聪明以及周全,就像我后来回忆弱小的自己从未被任何人欺负时总是以为得于自己的性格,直到多年以后与我性格极为相似的我的儿子三天两头带着伤回家我才想到一个被我忽略了的显见的事实,在一个走三步就能看到一个表哥走五步就能看到一个表侄的小地方,被欺负的概率是可以狠狠地降低的。

我更清晰的记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这时候我父亲的家族已经举家返城,只留下我娘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乡下熬日子。此时我已经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我爸与我娘的矛盾,我娘怨我爸不能回家替她分担本该由男人才能完成的农活,我爸怨我娘是个农民把他也拖累成半个农民,我娘怨我爸不能把她带到城里,我爸怨我娘没有本事要不到城里摆个摊开个店干啥不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父的家族对我娘低看一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父家又信任或者说仰仗我娘。比如我奶奶,一生自视甚高,自以为是,有着强烈的门户偏见尤其低看我娘,却一直更愿意在我们家里住;当她老年痴呆,老到成为人类的累赘时,则只能住在我们家了,这个家族里,只有我娘还能受得了她。

我娘正式搬进城里,是在1994年。此后我们几个孩子先后长大成人,考学离家。进城后我娘先在食堂养猪,后来给教学楼送开水。农村多年的艰难苦役使我娘疾病缠身,我爸鼓励她参与当时兴盛一时的各种练功活动以期改善身体状况,这件事我们三个孩子都给予过不同程度的支持。我记得我支持的隐秘的动机是希望我娘能够通过这种集体活动更快更好地融入新的城市生活。

我特别不能原谅我爸的是他的反目是在2000年。这一年我娘刚刚送走了我那已经白痴化屎尿都拉在身上的我的奶奶归西。尽管此时他们已经吵吵闹闹了好些年,尽管其中还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因素的掺和,我依然不能改变我爸卸磨杀驴的印象。

那天我接到我爸的电话意思是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死了。我赶了汽车再赶火车住了旅馆在赶汽车风风火火赶回了家,在这个漫长的旅途中我拿定主意直面那些我一再逃避的但终究是逃不掉的问题。事实证明我做和事佬的工作丢人地失败,当我鼓足勇气要和我娘说点什么的时候,还未开口泪已先流,哽咽不能成声。彼时彼刻,我才深深地明白,我是那么爱她,一直都爱。

在这个家里,没人比我更能明白我娘的无辜,如果她能与这个世界相安无事,如果她能与我爸相安无事,或者如果她和他有足够的力量消解所有的伤痛和恐惧,撑起自己的天,我都愿意她能执着自己的信仰,不管她的信仰如何荒谬,只要她幸福,我都愿意她能执着到死。

可是,他们不能。我试图用我的智识告诉我娘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既然她热爱真理。我还试图用我的智识告诉我爸,他那些粗暴的方法是错误的。我的试图败得一塌糊涂,我娘骂我是个势利鬼,别人说XXX是坏的,你就跟着说是坏的吗?我爸绝不承认他的方法有问题,XXX,被家里的人拉到太阳底下晒,还有XXX,被家里人送到学习班学习……后来都转变了,我对她已经太客气了。他们共同的观点是:你为什么要听了你爸(娘)的话来反对我。这种事情接着降临到我弟的头上。由于我弟采用的是和稀泥的方法,他更多地得到他们的信任,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也更多地受到这种召唤。

他们后来不让我娘送开水了,说怕她往水里下毒。他们限制我娘外出,说是怕她参与什么行动。我爸还非常贴心地跟我说,他都不敢多给我娘钱,怕她外出串联。

我曾试图和我娘聊真理,聊自由主义的思想,聊西方哲学艰难而动人的演变,但我明白,在真理的路上,我娘已经走不远了。我也曾试图唤醒我爸对我娘的爱,但是他断然否定,他说我娘对他唯一的好,就是在这他找不着老婆的时候嫁给了他。我说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她对你不离不弃。他说,我的艰难是没有办法,她的艰难是自找的。我弟弟希望疏通关节从黑名单上抹掉我娘的名字。我爸说好简单的事啊她就是不肯做。我娘说,他们要我说打倒XXX,把他的照片坐在屁股下,朝他的照片吐口水,我娘说我做不出来,我不想被他们当猴耍。

后来我爸和别人住在一起了。这件事路人皆知,我偶然回家一次,都能从某个陌生人的口里听到XXX沉迷于XXX,连老公都不要(她)了的话。我规模庞大的舅舅表哥们再也罩不住我娘了。我表哥多次对我说,要不要我们动手,揍他,你不舍得你爸,就揍那个女人。我想同样的问题他们也问过我娘,我弟。

我娘说,你们不要抛弃你爸。我爸说,他们敢。我爸说他疾病缠身,被我娘气的。我娘说她更愿意住回乡下的那个小屋。但是我娘回不去了。老家的地盘已经成了县城的一部分,乡邻们先后在拆迁中发了财,但是这些财都不属于我娘了。诡异的1994年,我爸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入了党,为我娘迁了城市户口,这件事并未经过她的允许。

十年中我不断地从我娘的身上看到我自己,她的良心,她的爱,她的坚持。她本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民族伟大的母亲,像很多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只是她信了一个狭隘的仰,而所有试图阻止她的粗暴、荒唐、愚昧的举措,使她再也走不出来。

写到这里,孩子要睡了。我教他卷被子,告诉他独睡的时候怎样捂好被子,脚伸直,不要怕冷。我每说一句话,都仿佛听到另一个声音,那是我爸的声音,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爸的重复。我想起那时候他摁着我伸直的小脚,大声的惊叹和赞美:“你都长这么长了吗!”我想起我那时的骄傲和快乐,正如此时我的孩子的骄傲和快乐。

毫无疑问,奶奶最爱的是孙子。两年未见,孙子在电话里说:“奶奶你想我吗?”奶奶说:“我怎么不想你啊。”气多声少,像从肺里掏出来,可见奶奶掏心掏肺的想。

我们还没出发,奶奶的电话已经来了,问孩子穿多大的鞋。我说:“这个,我也不清楚……你不急,我们过去后,过年还有些天呢,到了再买也不迟。”我其实心里暗暗希望奶奶不要买这许多东西,费钱,路远难背,回来还不一定穿得上。

到了,衣服和裤子都已经买好了。孩子穿上,马上一个乡里伢。毕竟是奶奶的心意,我连连说好。暗暗盘算着尤其哪天奶奶过来一定要让孩子多多地穿几天,好哄老太太高兴。至于鞋子,我说就不要买了,有他脚上这双鞋,今冬就够了,多买了到明年也不能穿了,浪费。

到婆婆家过年,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异乡,吃喝拉撒样样都不习惯。不过我能忍,毕竟两年了才回来过那么十几天,什么不习惯忍忍也就过去了。可是孩子不肯忍,他首先抗议早餐竟然吃饭。早餐不吃饭吃什么呢?小朋友说:稀饭啦、面条啦、豆浆啦、馒头啦、锅块啦、油条啦……反正不是吃饭。可是这些东西奶奶家还真没有,后来奶奶张罗着弄了些炒米,算是把小朋友的早点对付过去了。接着小朋友午餐也不吃了,还吃炒米。小朋友不吃午餐的理由就一大堆了,什么菜不好吃啦,没有餐桌端不好碗啦,柴火太熏啦……我想他过几天肚里没有油水了总会吃的。于是小朋友早餐炒米,午餐炒米,晚餐没有:老家那边的习惯,一天两餐。我做姑娘的时候去,家里人将就我,一天开了三餐,后来生了孩子再去,就没人将就我了,一天还是两餐。有朋友说,一天少一餐你不会自己做啊?可是我实在学不会烧柴火。

几天后我带小朋友去街上改善生活,一碗五毛钱的豆浆,一根五毛钱的油条,把小朋友吃的稀里哗啦,连连说:这真像是永和豆浆啊!永和豆浆在我们那儿要二元一碗,我们通常是在改善生活的时候喝喝,平常都是喝的一元一杯的街头豆浆。回来后我说,这下简单了,以后每天就到街上花五毛钱给小朋友灌一碗豆浆就好。他奶奶听了大不乐意,说:吃豆浆用得着到街上吗!家里有现成的榨汁机,泡几颗黄豆,豆浆不就有了!

孩子出生后,他奶奶在我们家断断续续地生活了三五年,婆媳间很是留了些疙瘩。我尝惊讶于自己的小心眼,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能被被老太太的三言两语弄得疙疙瘩瘩的,我的办法是找一张纸,把老太太的话记下来,仔细分析,看看到底哪让人不舒服了。

“吃豆浆用得着到街上吗!家里有现成的榨汁机,泡几颗黄豆,豆浆不就有了!”

我把这句话看了两遍,觉得如果换成这样:“吃豆浆简单,家里有现成的榨汁机,黄豆,我给他泡几颗,明天让他喝个饱。”那就皆大欢喜了。

当然可能老太太并不想亲自榨豆浆,那就换成“吃豆浆啊,家里有榨汁机,有黄豆,你给他泡几颗榨了,总比到街上去吃简单”也不错。

不过,就奶奶说的这句话,我还是不必疙瘩,我可以追着她说:“榨汁机在哪?”……“黄豆在哪?”……“榨汁机怎么弄?”……“豆浆怎么煮?”……只要肯折腾,豆浆总是可以弄出来的。这样的话呢,我想,还是花五毛钱到街上去吃来得简单。

然后,我就明白了,这句话真正的敏感词是:榨汁机。

榨汁机的敏感背景:那年奶奶在我们家,一天大家高高兴兴地逛超市,孩子他爹说:“买几个苹果桔子回去榨果汁,家里的榨汁机也要用用嘛。”我于是得知家里不知何时添了个榨汁机,然后脱口而出“神经呗!”

我脱口而出“神经呗” 三个字,一是因为我想当然地把榨汁机视为孩子他爹一时心血来潮的消费,压根儿没把榨汁机和孩子他奶奶联系起来,一个乡下穷老太,目不识丁,所有的电器都不敢碰……要知道是她买的,打死我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抗议。二则因为我穷,榨汁机,在孩子几个月大添辅食的时候我很是向往过一段时间,最后考虑到口袋里有限的钞票还是没有下决心。

我很穷,在城里属于很穷但不是最穷的一类;他奶奶也很穷,在乡下也属于很穷但不是最穷的一类。都是穷,穷得还是有差别的,我的经济情况比他奶奶要好得多,这主要是城乡差别的巨大。另一个不同是,说到他奶奶的穷,天下的人都知道,农村、山区、边远、老年,几个关键词一摆,大家都知道她穷;而我的穷天下人都不知道,研究生、大学老师,没有人相信我的工资其实比民工还少,他奶奶就更不相信。还有一个不同是,我穷,但我基本安于这种穷日子,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读读书、写写文章、带带小孩吹吹牛,由此必须付出穷这样巨大的代价虽有不甘基本还是自己的选择。在城里过穷日子我靠的基本就是省,人家用几百元一个的无烟锅,我安心地用我的十元一个的炒锅,人家穿几百上千元的牌子货,我安心地穿二十元一件的路边货。对我来说,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毕竟我是从小到大穷贯了的,比起身边其他人来说我要穷得多,但和去年比,我今年的日子似乎好过些了,而去年,似乎又比前年要好些,要是和我小时候比,那简直就是天上地下锦上又添了花。他奶奶则属于人穷志不穷的那种,她坚信自己必须要、一定会翻身,并且因为有个读了点书的儿子一度以为已经翻了身,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只要人家有的她不管自己需不需要都想要。

对于她奶奶的心愿,我曾经以为是无论如何都要去满足的。一些简单的心愿比如买个洗衣机呀电视机呀衣服鞋子零花钱呀都即时兑了现,后来才知道还有些心愿要兑现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在老家修栋楼房,这个心愿拖了十年,以我们目前的经济情况再拖十年估计也难以兑现。再比如坐飞机。其实他奶奶坐飞机的心愿是孩子他爹提出来的,有一天孩子他爹说他妈苦了一辈子现在该享福了,他尤其提到要找个机会请他妈坐次飞机。我觉得这实在是个顶好的心愿心里万分的支持但没想到这也是要立马兑现的。立马兑现坐飞机对当时的我来说除了穷这了没人相信我也说不出口的理由外,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那时我生了孩子正坐月子。他奶奶说你自坐你的月子我要坐飞机回老家。我说荆州也没有到张家界的飞机啊。她说那就到武汉去坐。我说武汉有到张家界的飞机吗?她说可能吗哪里没有到张家界的飞机啊!我说再说这也划不着啊,有坐车到武汉的路都已经到张家界了,而且比如说从深圳飞到张家界要八百元的话……我后面想接的话是“那武汉飞到张家界估计也得六七百”,目的也就是想告诉老太太这样犯不着,还不如过了目前这段兵荒马乱的日子再找个机会带你飞深圳啊上海啊北京啊哪里都好。当然我后面的话没有机会说出来,“八百元的话”几个字刚出口,老太太愤愤地说:八百!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从深圳飞到张家界只用了六百!宰我!为了表达愤慨老太太说完转身出门狠狠地把门一“嘭”。于是我整个月子期间都被老太太追着屁股讨着这笔飞机债,由于这笔债直到孩子一岁半的时候才兑现,我就被老太太追着屁股讨了一年半,由于讨债的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不愉快,坐飞机的时候我全然没有了为老人家做了点啥的愉悦,老太太也全然没有了享了一把福的幸福。

这样的问题多了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欠她吗?思考的结果是:我不欠她,他儿子欠她。理清了这层关系,我就有数多了。当老太太再有什么心愿,我都鼓励她,全方位肯定其心愿的合理性,那架势似乎不马上兑现简直天理难容,当然最后不忘补充一句:“问你儿子要去!”结果我惊奇地发现,老太太用在我身上的尖酸刻薄、穷追猛打,她可是一点也不肯用到他儿子身上的。

回到榨汁机的问题上。最初我发现老太太不断地从大街上抱回比如榨汁机呀无烟锅呀熊胆救心丸呀万能省电器呀说不清功能的按摩器呀等等昂贵而无用的东西时,基本认为这是源于老太太的无知以及城市的混乱的诱惑。在我们这个地方,天天都有大堆大堆的人搭着台子又唱又跳天花乱坠地推销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老太太只是隔段时间而不是天天抱回一个东西已经是万幸了。后来花了很长时间又弄清楚老太太的另一个特点:人家有的她不管自己需不需要都想要,表现在带孙子上,就是自己的孙子衣食住行一定不能比别人的孙子差。

我曾经试图和他奶奶讨论万能省电机在物理原理上的荒唐,活取熊胆汁的残暴,无烟锅的欺骗性,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要让奶奶明白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我与他奶奶的种种辩论,往往是以我的失败告终:她嗓门大,我嗓门小;她语速快,我语速慢,她东拉西扯只说不听不讲逻辑性,我总是希望能够把问题说清楚;她无所顾忌,我投鼠忌器。然后,我又花了无数个痛定思痛的不眠之夜才弄明白:买废品回家是人类的共同特点,我不是也经常抱一些废品回家吗;见什么想要什么也不是问题,我自己不是也天天向往着哪天能穿上几百上千元的牌子货吗?问题的关键是花的是我的钱。找到这个根源,也就有了相应的对策:给老太太的钱一次不能太多,还要有数。这样做的结果是老太太决定回老家,她说:“我在老家一年好歹还能攒下万把块钱,在这里有啥呢?”当然,关于老太太回老家的原因,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榨汁机在我们家里基本成了一堆废铁,我没有闲情弄,老太太不会弄;由于我对买榨汁机断然否定的态度,榨汁机成了我和她之间的敏感词。所以,老太太说:“吃豆浆用得着到街上吗!家里有现成的榨汁机,泡几颗黄豆,豆浆不就有了!”真正疙瘩的地方在于, 老太太的目的既不是想亲自给孙子榨豆浆,也不是希望我亲自给她孙子榨豆浆,而是要告诉我:咱也买榨汁机啦!而我经过多年锻炼,也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一句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你不舒服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舒服。他人气我我不气,我若生气中他计,你自炫耀你的榨汁机,我明天还带孩子去街上吃五毛钱一碗的豆浆。有些遗憾的是,后来还是没吃成豆浆,因为卖豆浆的人关门大吉回家过年去了。

关于我和老太太之间的敏感词,这里还需一提的是“不吃腊肉”。腊肉是孩子他奶奶的骄傲,在她看来,世界无上的美味就是腊肉,腊肉中的极品就是她亲手做的腊肉。对以上观点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偏见,我基本还是能够视而不见的,有时候为了逗老太太高兴还会推波助澜一下,何况我也是很喜欢吃腊肉的。可是当奶奶不断地往只有两岁大的孩子碗里口里塞腊肉时,我正受着某种自由主义观点的影响,觉得应该尽可能多地给予孩子自由选择的空间,包括选择吃什么和吃多少。阻止她奶奶继续往孩子口里塞腊肉的过程像以往我和她的许多论争一样,既没有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还引出了许多不痛快的话,比如,我坦白:在老家过年那些天餐餐吃腊肉,吃到后来我确实吃不下了;还比如,我提到我认识的人当中确实有很多人是不吃腊肉的。对于我的论据,奶奶送给我三个字:“我不信!”并连珠炮似地举了一堆的例子:我们那儿谁谁谁把腊肉寄往了深圳,谁谁谁把腊肉寄往了北京,谁谁谁把腊肉寄往了上海……看看,哪里人不吃腊肉!于是我败下阵来。

然而,一年或半年前,我忽然发现小朋友真不肯吃腊肉了,还有其他腊香肠腊鱼腊香干等等熏腊的东西他都不肯吃了。而在奶奶家,餐餐腊肉加熏香干的日子,还就过年这几天才赶得上。小朋友不吃腊肉了这样的话我最后还是没有提出来。小朋友提倒是提了,但他对腊肉的抗议淹没在如早餐吃饭啊一天两餐啊没有餐桌啊菜不好吃啊等等其他的抗议中,也可能因为没有人愿意听到所以最后都充耳不闻了。

然后就到了赶场日,我们去舅舅家拜访,奶奶带孙子去赶场。下午,舅娘从场上回来,说在场上看到小朋友了。从舅娘口中,我断断续续地听到如下内容:你们家孩子真是,我给他一百块压岁钱,他硬不肯要。于是我想,我平日反对给孩子大笔压岁钱的理论小朋友听到心里去了。舅娘又说:我要给他买套衣服,他死也不肯,他奶奶带他去买鞋,一听说要一百多块,他忽地跑了。于是我想,孩子随我,够穿就好,不买贵的。后来舅娘又说:他硬是要称新鲜肉啊,你看,十五块钱一斤呢!于是我心里有一种模糊的判断:奶奶没有给孩子买成鞋子,舅娘也没给孩子买成衣服,她们给孩子称了新鲜肉。晚上才知道我的判断只对了一半,新鲜肉也没称。

年后,回了家,孩子脱光了洗澡,我赫然发现本来就很瘦的孩子孩子这些天又狠瘦了一大圈,心里不由得抽抽地痛。于是想起,赶场那天,她奶奶想花一百多块钱给孩子买一双他不想要的鞋子,却舍不得花十五块钱给孩子称一斤他想要的新鲜肉。

说了这些,并不是要证明奶奶爱孙子不够深,而是想说一个人要超越自己的偏见有多难。反过来看,执迷于偏见中的人恰恰是我自己。

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上一辈思维混乱,无知狭隘,生活的苦难辛酸使他们即使对最该亲密的人都充满警惕和不信任;我们这一代底子薄,负担重,时间、精力、经济都限制着我们不能走得太远;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了“不吃腊肉”的自由,“瘦”一点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吧。

1、中学时候玩过一个“悄悄话”的游戏:老师将一句话悄悄告诉第一排同学,再从第一排同学其将这句话口耳相传至各小组的最后一位同学,当每小组的最后一位同学大声把他获得的信息说出来时,大家发现,最初那句话经过如此短暂的过程中已经变得乱七八糟。这个游戏告诉抵达真相的困难,如果再添上感情、立场、利益、恐惧等因素,则更困难。

2、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曾在每一个酷暑顶着烈日劳作,体验农民的艰辛不易,对农民有深厚感情。我也多次以农民的身份与粮站、农业局、镇政府等官方机构打过交道,感受过他们的盛气凌人,气指颐使。我已离开家乡20余年,但我仍背负我对农民的深厚感情说:相对其他群体,恰恰是农民,他们更相信暴力、相信唾沫淹死人,更不择手段,更跟着感觉走,更混乱,同时真诚地悲天悯人。

3、公民调查报告也许使我们大失所望,但他至少告诉我们,在抵达真相的路上,我们首先要战胜的恰恰是我们自身的盲目和偏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许志永使我们更进一步走向真相。4、钱会云是否被谋杀?公民调查报告是否真实?许志永是撒谎,还是被蒙蔽?许博士是否收了一百万?乐清官方的欲盖弥彰是害怕暴露钱会云死亡的真相,还是出于习惯性的愚蠢,或者是为了掩盖比钱会云死亡真相更大的真相?抵达真相之路是如此的繁琐,罗里吧嗦,需要足够的耐心、勇气、理性。当然,关键要有言论自由。真希望能够像07年的“纸老虎”事件那样,各路专业人才大显神通,一层层剥开纸老虎的画皮。

5、通往真相之路,是将一个个被贴了标签的群体还原为一个个真实的人的过程,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愚蠢、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生存,也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利益、我们的诉求、我们的偏见、我们的愚蠢、我们的挣扎、我们的恐惧,我们的生存。他们就是我们。因为他们就是我们,所以追求真相,是一个自省和宽容的过程。

6、只有发自肺腑的自省和宽容才能为民族疗伤——这句话是索尔仁尼琴说的。

1、文化不会有冲突吗?

黄暮春先生引用了一大堆的名家观点论证“真正的文化不必冲突也不应冲突”,可是黄先生似乎也认为所谓文化“都显示一种不间断的嬗变交融的过程”,那么这个嬗变交融的过程从来都没有过冲突吗?比如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蛮族文化的冲突,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个性解放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文化每一次的“嬗变交融”,都包含着大大小小的冲突。约翰·穆勒认为,一部人类历史简直就是压制异端思想而扼杀真理的历史。压制异端思想即是文化冲突的极端体现。

或者是黄先生的“冲突”不是我所理解的“冲突”?而专指那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问题是,即使是一个无门无派的俗世凡人,如果需要“只求真理”, “对于各种文化抱着一种博观约取”的过程也是充满冲突的过程。发光的,至少会有金子的份,但依然可能掺着沙子。如果追求真理的道路没有止尽,冲突也是没有止尽的。当然,我也希望这些冲突能够少一些血腥,多一些包容,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通过理性的思辨走向杂糅与交融的嬗变。

2、儒家文化与自由主义者冲突的必然。

构成文化冲突必然的两个因素是:一有接触,二有差异。事实上儒家文化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在上1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五四”时期那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声音至今不绝于耳。当然,你也可以说那个儒家文化不止儒家,而是ABCD家的大融合,那些批判者的立场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是带着种种偏见的不东不西不洋不中的杂碎,那就换个名称吧,换成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儒家大杂烩,换成西洋文化、汉奸文化、自由大杂烩。但是,不可否认,冲突双方的痕迹是清楚的:以一种全新的更接近西方自由主义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目的是清楚的,追求进步。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儒家文化可能含有金子,但肯定掺着沙子。用自由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有助于剔除沙子,提高含金量,这也算是追求真理之路吧。

但是很遗憾的是,五四开创的自省意识并没有延续。先前的大师们剔出了沙子,一部分,否定了很多东西,却没有或还没来得及建立某种新的东西。有人说经过“五四”,中国人找到了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哄小孩的观点我就懒得辩了。还有人在论到国共之争的结局时往往会提到N多条理由,这里要提到的一点是:联系到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士为知己者死和献身精神,替天行道和暴力革命理论似乎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

后来的孙子们以为找到了全新的真理,已经耐不住性子,干脆把沙子和金子全都丢进了河里,名之为“破四旧”。这给很多人留下一种印象,即儒家已经被“破”掉了,并得出结论,现在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恰在于儒家被“破”了。可是文化并不像沙子,丢到河里就没有了。儒家那些物质的坛坛罐罐可以敲碎,其精神实质作为一种思维、行为方式,依然存活,代代相传。既然中国已经接触并将必然进一步接触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而儒家与自由主义思想差异巨大,二者的冲突就是必然。

3、文化与政治。

文化与政治是否那样直接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如果没有启蒙运动,就不可能有现代西方的宪政民主。有人说,中国的一切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的问题。但是政治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文化的问题。“我们就是制度”,现行的政治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所做的选择。如果没有文化的建设,政治改革只能是空中楼阁。

4、批判儒家文化是不是对祖宗不公平?

有人认为批判儒家,是对历史先贤的不公。这恰是儒家式的思维方式,忠孝为大,否定祖先是大不肖的。非此即彼,不是高高地供在庙堂之上,就是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这恰是一种阻碍与时俱进的思维。也能够很好说明,为什么我们祖上先前很阔,后来却败落了。一个拒绝子孙后代超越自己的文化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走不出这一步,进步是不可能的。而一个有问题的祖先仍然是祖先,就像西方的很多大师,他们的观点和思想已经被后代否定,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依然光芒四射。

 

在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如果引发冲突,也许可以成为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导火索,但是能不能冲突起来,要看柴准备好了没有。

《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开始了》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139129fcea89685

《“儒家与自由主义者的冲突开始了”吗?》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2d4d7eaad52f72f

开心妈的焦虑:
 
开心语文实在不怎么样,如何是好?

今天去接开心,一看,他们语文教师还在给他们报听写,要是错得太多的就留下来听写第二遍。很自然地,开心就属于这留下来的这一圈人里。黄老师说他极不认真,不愿意下功夫,每次听写错得极多。这次我在旁边看着他写,我的天啦,笔画顺序不对,左右的经常写反。在第二次听写后,他 39个生字错了 16个,正好不及格 !不及格呀,我的天啦 !这还是老师已经给他们报过一遍,第二次听写的情况下还错这么多,那岂不意味着他几乎不会写字? !

       老师说他就是不愿写字,动脑筋还可以。前几天布置的语文作业都没写完,是卷子。他怎么会这样,每次我问他作业写完没有,他就说写完了,难道是我管得太严了他就撒谎?他已经尝到撒谎的甜头了?可是,我也在尝试不那么逼他呀。天天给他画红花的日子才过了多久?看样子,方法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不能坚持。如果我坚持天天给他画红花,也许他现在就不是现在这样子吧。或者天天监督他写作业?可是,如果他现在天天监督写作业,以后呢?难道象那个妈妈一样?把白领工作辞掉,天天在家陪儿子学习,儿子做什么作业,他就做什么作业?可是,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能离开父母吗?我们小时候哪有谁来管我们的学习,还不都靠自觉。小时候听老师说别的同学是错别字大王,就觉得很好笑。没想到现在他就是。难道是因为这个学校太没竞争气氛了?或者真该给他换个学校?

       不管怎么样,今天这错的按照他们都是的要求抄 20遍,我会督促他抄完,还要把以前欠下来的作业写完。其实我还是没忍心让他一直抄 20遍,有的就让他抄 10遍就算了。他不能其实主要是不愿花力气写作业是不是因为这原因呢?

大失败,今天和开心生气,离家出走中

唉,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孩子和学习的关系。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 “棍棒底下出孝子 ”、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因此,总是觉得对孩子的教育要严,必要的时候要体罚。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西方教育观念接触越来越多,确又不由自主地想模仿,想实施西方的那种放手的教育模式。但是,哪一种教育模式都不能坚持,总在两种方式之间摇摆,可能最归根结底的是我自己想偷懒,放手的教育模式自己就可以少操心许多。结果,我引以为傲的儿子就成了天天被老师追作业的问题学生。

      从读小学起,我们就没有给开心明确的分数要求,每天有问他写没写作业,但是又不检查他的作业。结果就成了现丰这种你追在他屁股后面问他作业写完了没有,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写完了,然后第二天你去学校接他时却被老师告知作业又没写完。

       就说前天晚上,他的数学作业是一张数学卷子,我要求他做完了我给他改,一改,只得了 67分 ! 当时我虽然很生气,但是也没大发雷霆,反而是要求他晚上和我睡一起,和他谈谈。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作法就是不对的,他本来就希望和我们一起睡,这样,我的本意是要和他谈谈,他却觉得是种奖赏了。当天晚上,看着他把语文生字都抄了四遍,还反复叮嘱他要认真抄。第二天去接他,被老师告知他的生字完全不会,听写都是错的。当时我就火冒三丈,脸马上就黑了,教育他的话从学校一直说到家里,可他就是无动于衷的样子,就是瞪着眼睛看着你。一生气,我说不许他中午吃饭 (为这,奶奶哭鼻子抹眼泪的,还嚷嚷着要回老家 )。人家仍然不以为意,不过,在屋子里转了一会,他就去拉琴了。我还是很生气,拿了一个碗要他去要饭。他就哭了,说 “我不去要饭。 ”“可我觉得你想去要饭 !”“我自己觉得我不想去要饭。 ”“你的行为就表示您想去要饭。 ”他拿起碗就摔在地上,我冲过去就把他揪着按在床上打了几下屁股。又说了几句关于是不是要去要饭后,我就把话锋转了,问他如果不想去要饭,那样怎么做。他自然是说好好学习之类的话。后来还是没吃中午饭,把小提琴拉完后,又写了几个生字,就去上课了。

     下午我以为是三节课,去的时候他们早放了,老师已经把他带回家了。本来我是要回家盯着的,可是又觉得中午刚训过他了,晚上应该没事,正好系里搞工会活动,就没回家。中间打了 2次电话回家,提醒他写作业的事。等我晚上 8点半左右到家,他偎在爷爷奶奶 上看电视看得可爽了。看我回来,也没关电视的打算。问他作业做完没有?他说做完了,就要求他去拿来检查。又想起要他听写生字,又叫他拿语文书听写生字。这一岔就把检查作业的事忘了。一听写,我的妈呀,这一部分是他们老师刚给他们听写完的, 53个生字居然错了 22个 !我就把每个生字的拼音和汉字都了一遍,让他各抄 5遍,觉得他以后应该会认识并且会写的就只让他抄三遍。这一抄完,就九点半了,他自己还说 “幸亏中午把琴拉了,要不然又得弄得很晚了。 ”

       猜猜,今天中午我去接他时他们老师说什么? “尹书韬昨晚的作业又没做完 !”  我当时那个气呀 !问他,他说是做完了,放家里了。一路无话,回到家,就让他去找作业,他就磨磨蹭蹭去。正好尹出差回来了,却把他拉了往他自己上一坐,抱着他问到底作业做完了没有,他摇了摇头。我的天啦 ! 昨天中午我刚发那么大火,他晚上就可以不写作业。我当时气得呀,真是无话可说。这时候,他爸爸还凑过来说是我们自己以前的方法不对,我气得眼泪就出来了。本来是把开心揪去关黑屋子的,我打开步入式衣柜门,对他说既然妈妈昨天那么和你说你还是不写作业,那我管不管你都一样,我走 ! 就这样,我就离家出走了。

      唉,丢人 !

      晚上在网上查了查,一气买了 400多块钱的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书 ! 我要琢磨琢磨,为什么中午和他说的话,他晚上就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呢?儿童到底该怎么教育?

        仔细想想,自己有个很大的毛病,其实在他身上也试过很多法子,但都最多能坚持一个星期,这可能是最大的毛病吧。他爸爸也告诉我,开心认为我离开了没什么事,反正第二天就忘了,就回家了 ! 看样子这儿童看成人比我们自己看得还准呀 !
 
耕妈的回复: 

上次的文章,本来很想说两句的。我在网上好为人师,看到爹妈们不认可的做法,总要义正词严地陈述一番,在生活中则不一样,只要不涉及到我自己和铁牛,则很少吱声。看了你上次的文章,尽管很想说两句,后来还是沉默了。再看到这篇文章,我沉不住气了,为了开心。所以连同上次的文章一起回复:

1 、 39 个生字错了 16 个。很严重。考虑到他们听写的生字都是二类生字,这类的生字按教学大纲只要求认读不要求识记的,又不严重。当然,再考虑到同班同学都能较好地掌握这些生字,似乎还是严重。严重也好,不严重也好,听写 39 个生字错了 16 个,你觉得这时候开心最需要什么?——安慰。你要相信,这个叫开心的小朋友,和别的小朋友一样,希望每一次听写都得 100 分,得第一名,他没有得到,还不及格,心里充满了失败感,,自信心备受打击,他那么小,还没有能力从这种沮丧中走出来。所以,比写对这 16 个生字更重要的,是告诉他,听写 39 个生字错了 16 个,没有关系,等你再长大一点,你会发现这几个字写起来其实很容易。父母最基本的职责是在任何时候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伤害,换句话说,当世界所有的人都认为你的孩子是一堆沙子的时候,你依然有责任从这堆沙子里挑出金子,并告诉他,瞧,你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2 、坚持天天给他画红花。这种做法不好,包括在小朋友表现好的时候给他们别的奖励。他给小朋友一种暗示,似乎学习是一种苦差事,需要用别的享乐的、荣誉的东西予以补偿,或者扭曲了学习的目的,似乎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荣誉和享乐。其实,学习是人的需要,因为人生存的本能,所以有学习的需要,因为有需要,所以学习是快乐的。小朋友在钻研某种东西、探究某种东西的那种快乐,还有我们小时候,解出某到数学题的那种快乐。

3 、错的要求抄 20 遍。抄 20 遍如果是作为惩罚,显然是不公平的。听写写不出来是第一重伤,自信心受到打击是第二重伤,父母的责骂和否定是第三重伤,还要受惩罚是第四重伤,抄 20 遍如果是为了让孩子把字写出来,可是,我们是凭什么判断让孩子把字写出来需要抄 20 遍而不是 5 遍,或者 50 遍? 16 个字都抄 20 遍,对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太多了,这是第六重伤。当一个小朋友必须要写足够多的字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一定会只放到怎样把这些字写完,而不是这些字本身。

4 、已经尝到撒谎的甜头了?没有人愿意撒谎,小朋友本质上则更真诚。如果一个小孩子选择了撒谎,那一定是我们对他的要求超出了他们自身的能力。在做作业这件事情上,那就是因为作业太多了。在小朋友完成各项任务如作业、练琴、各种班之外,必须保证他每天都有自由处理的时间,这些时间他可以用来玩泥巴、捉蚂蚱,和小朋友打打闹闹,也可以用来看电视玩电脑看书,或者做些稀里糊涂的说不清名堂的事情,但是这些东西很重要,它是一个孩子快乐的源泉,是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构成孩子探究思考的品质,是孩子智慧之源,而智慧,才是小朋友学习好的最重要的因素。学校通常给孩子们过多的作业,这其实源于老师对学习本质的认识的偏差,即认为学习是苦差事,认为只要努力学,刻苦学,反复学、超前学,就肯定学得好,很多作业是已知知识的重复,还有很多则是超出教学大纲的要求,超出小朋友的能力。小朋友的本能拒绝这些,所以他们学会磨蹭,用吴思的话说是“庶人用暗器”,再极端,就只好撒谎了。说实话,我一个学期都在致力于如何减少小朋友的作业,把老师们得罪了好些次。杨耕河做的作业比别的小朋友要少得多,但是他学得却并不差。

5 、不许他中午吃饭。错了。吃饭是小朋友的权力,是父母应对孩子所负的职责,而不是谁给小朋友的施舍。说句过分的话,监狱中的杀人犯,也有吃饭的权力。

6 、拿了一个碗要他去要饭。严重错了。这是对一个人的侮辱,考虑到开心尚处于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期,则尤其错了。父母要教会孩子怎样反抗和抵制侮辱,而不是怎样侮辱他人。还有,学习不好与要饭有必然的联系吗?

7 、离家出走。还是错了。这是一种小姑娘的意气用事,谈恋爱的时候用用可以,当妈妈则不行。否则,下次出走的很可能是开心,而不是你了。妈妈要比这个家里所有的人更理智、更宽厚、更富有爱心,这样才能有一个理智、宽厚、富有爱心的孩子。

8 、以上评论可能多有得罪,望能谅解,还是那句话:为了开心。

最后,祝开心!

晚上与小朋友讨论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做或少做作业,结论如下:

1、作业过多,做不完,可以少做,或者换一种方式做,比如抄写生字改成听写生字。

2、作业过于简单,完全是已知知识的超量重复,这部分的作业可以不做。

3、作业太难,经过努力还是做不出来,这部分的题目可以等长大点了再做。

中新网12月21日电 新闻出版总署日前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通知要求,在汉语出版物中,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语;禁止任意增减外文字母、颠倒词序等违反语言规范现象。

 刘瑜在《底线时分》里说:那些对敲开活猴子的脑袋或者把狗熊变成胆汁机无动于衷的人,这些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那些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的人,那些“主动作恶”的人,他们的底线在哪里呢?刘瑜对他们“又好奇又鄙夷。”我也好奇,我也不理解。

昨天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撞人又杀人的新闻再次挑战了我们关于底线的认识。一个大三学生,想想也就20岁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还是不理解。

我还知道更残忍的杀人例子:也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经过精心的策划,持斧头潜入居民家里,砍死房主,又砍死房主不期而至的妹妹。我说更残忍,一是指有预谋,这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杀人案,相比之下,药家鑫的撞人杀人有更多的偶然成分;二是作案手段残忍,用斧头,连砍两人;三还因为主人公的淡定,他杀了两个人后成功逃脱,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导致两个替罪羊为此进了监狱,总之,要不是后来自首,他可以地逍遥法外。相比之下,药家鑫就要嫩得多了,撞伤人后再杀人,除了众所周知的残暴外,还有心虚和恐惧。因为心虚和恐惧,他逃逸一个小时后再度撞人并被逮。

我说的那个大学生叫拉斯科尔尼科夫,他的故事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演绎为“一份犯罪行为的心理报告”,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罪与罚》。拉斯科尔尼科夫最后自首认罪,被判了八年苦役。相信读了《罪与罚》的人都会庆幸这个判决,并期待拉斯科尔尼科夫早日刑满出狱,开始他的幸福生活。

而在药家鑫的撞人杀人的新闻背后,我听到的是一片喊杀声,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可见,我们对于杀人并不陌生,也不反对,只要它穿着“正义”的花外衣。可是,如果说一千个的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很可能会有一万种“正义”。那么哪一种正义更正义呢?朱元璋痛恨贪官,把他们一个个扒了皮,做成灯草人;宋江为了消气,生吃了黄文炳的心肝;还有张献忠的“七杀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似乎也包含了某种正义。只是这些“正义”都远远地超出了我能认可的底线,超出了令刘瑜“又好奇又鄙夷”的那些把倪玉兰、孙志刚、魏文华打残打死的人,那些对敲开活猴子的脑袋或者把狗熊变成胆汁机无动于衷的人,甚至撞人后又杀人的药家鑫。所以,那个铸就我们没有底线的底线,正是我们没有底线的正义。这个正义对那些自己痛恨的人和事、对那些超出自己理解人和事总是恨不得消灭、报复、生吞活剥,至少鄙夷。

我更相信刘瑜所举的某位小说写手所说:“这个世界上并无一人值得鄙夷。”因为不鄙夷,因为有一颗悲悯的心,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所以有了《罪与罚》。我不能理解药家鑫为什么会觉得撞伤一个人比杀死一个人更恐惧,也不能理解其他很多事情,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大师,而我对世界的认识始终是肤浅的。

悲悯一个像药家鑫这样的凶手,是不是没有底线的悲悯?是的。因为悲悯本身就是一条底线。这个底线是:任何人,无论善与恶、高尚与卑鄙、贫与富、尊贵与卑贱,无论国籍、民族、肤色、意识形态、观点信仰,杀了人还是被人杀,都享有做人的权利和尊严,都不能做“民愤”的替死鬼。有了这种悲悯,才可能理解那些不可理解的人和事,才可能对症下药,使这个民族有自己的底线。

悲悯都没有了底线,无辜受害的张萌怎么办?正义都可疑了,谁来伸张正义?

我的答案是:法律。

在药家鑫新闻后面的一大片的喊杀声中,我很遗憾地没有看到谁是从法律的角度对案情进行认真分析得出“杀”的结论。有人说,法律不公正。可是我也很遗憾地没有看到谁就现行的法律相对于这个案件的落后性进行的理性分析。又有人说,不是法律不公正,是司法不公正,是啊,那就把你们用来“义愤”的力量致力于司法的完善吧。

 《格列佛游记》说:“一个政府想要改变或是不改变个人看法,那是专制。”构成这一观点的关键因素在于政府与个人力量的悬殊,而不是政府的立场或意见的正确与否。这句话的意义之一在于可以避免一个在力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政府以伟大光荣正确为借口坚持可能并不伟大光荣正确意见所导致的潜在危险和破坏。所以,没有人说:“如果一个政府的立场或意见是正确的,就可以改变或不改变个人的看法。”

问题是:在现实中,新的更正确的意见如何形成以保持人类的自我更新和进步?约翰·弥尔顿给出的钥匙是自由。让真理与谬误全部自由地表达出来,形成一个“观点的公开市场”,在这种公开自由的竞争中,真理自会有无可比拟的力量最终战胜谬误而得以保存。同时真理还会吸收新的力量维护自己,“自我修正”,进一步接近真理。

由此产生的新的问题是:真理在与谬误的竞争中真的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胜出吗?约翰·穆尔发现历史的另一个真实是:一部人类历史简直就是压制异端思想而扼杀真理的历史,那些在一个时期被公认为正确的东西,后来常常被证明是错误和荒谬的,在一个时期被公认为是荒谬的东西,后来往往又被证明为真。

所以约翰·穆尔说:“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窒息的意见是谬误”。即你的意见的正确性可能已经无懈可击,支持你的意见的人占绝大多数,但你仍然不能以强制的手段改变或是不改变他人的意见。因此,应该允许人们自由地表达真实的意见,包括那些最卑微、最弱小甚至最无耻的人,你可以反对他,可以不赞成他,但你不能以强制的手段迫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

现在再来看蓉蓉盛饭的问题,也许你会发现自由真是个巨大的帽子,能够盖住很多东西。

帮人盛个饭,举手之劳,利人惠己,这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正确的。即使蓉蓉离饭锅并不近,即使蓉蓉并不是盛饭更方便的小个子,即使人家没有帮助过她,还可以即使“毛儿阿姨”在请求盛饭的过程中可能使用了理所当然得理不饶人的语气伤害了蓉蓉过于敏感的自尊,在我看来帮人盛个饭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问题是蓉蓉并不这么认为。因此,我的意见是,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认为蓉蓉这件事做得不对,但没有人可以迫使蓉蓉改变她的观点,迫使她盛饭,在她盛饭的之后还迫使她写检查,在她写检查之后还要痛打落水狗,说她检查写得不深刻。蓉蓉不愿意盛饭,不愿意写检查,最后她盛了,写了,因为“毛儿阿姨”的压力,这种压力就是控制。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控制正是这种假爱之名,假帮助、正义之名的控制。

问题是:不用“迫使”,不用“强制”,一个小盆友比如蓉蓉怎样才能学会计算风险规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认识、做到那些最起码的社会原则。我觉得是“爱”。

然而,如突痴妹妹所说:不能强迫孩子,大人更不能强迫。既然我强调没有人可以迫使蓉蓉改变她的观点,我也同样同意没有人能逼迫“毛儿阿姨”喜欢蓉蓉。所以,我再次强调,我对“毛儿阿姨”的批评仅仅是对她的方法和观念的批评,而不是道德评价。再解释得通俗一点:即“毛儿阿姨”有喜欢或不喜欢蓉蓉的自由,但在监护蓉蓉的过程中,没有爱、用强制的方法、把蓉蓉推向一个你认为对她好的目标,这种方法和观念就是专制思维。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是“毛儿阿姨”怎么办?说老实话,我虽然站着说话,却还是知道“毛儿阿姨”的腰疼,所以,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将拒绝做“毛儿阿姨”,因为我不能确信我有足够的力量喜欢这样蓉蓉一个姑娘。

那么,谁应该或有责任爱蓉蓉?除了传说中的上帝,还有就是她的父母。人类之爱自己的儿女,是一种生命延续的本能。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我在说一个笑话。你会说所谓像大海一样宽广的母爱,似乎和上帝一样只是一个传说。比如我,据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孩子他妈,我是生来就具有像传说一样的母爱吗?不是。在我们家小朋友最初落地的那些日子,我有的只是一种奇怪而陌生的感觉,一种被绑架的懊恼,以及对由此带来的生活的混乱的无力感。我现在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种爱及其背后的力量了,但我为此付出过艰苦的努力和思考,并且深知自己做得远远不够。怎么会是这样呢?从卢梭的一句话里,我找到了原因:“凡是出自造物之手的都是好的,只是到了人的手里一切都变坏了。”翻译一下就是:我们本来具有爱孩子的本能,只是社会的挤压和扭曲把这个本能毁坏了。所以我们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扛着社会的枷锁,找回这种本能。

我很怀疑蓉蓉的父母并没有找回这种本能,从一个细节里:蓉蓉上小学时和她亲妈住,厌学不去学校。联系我所见到的情况,还有当前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我觉得生来爱上学的小朋友是少见的。幼儿园里每天 “我不上学啊不上学啊”的“哇哇”哭声可以作证。当然这种哭声在小学确实少见,但这并不说明小朋友就爱上学了,而只是小朋友们已经用几年的经验明白了即使哭也是白搭,大多数的父母用强制把这件事情搞定了。我并不赞成这种强制,但我想说的是在大多数孩子都被搞定的情况下,为什么独独蓉蓉没被搞定?考虑到蓉蓉的爸爸当时驻外,他的父母当时已经、正在或将要离婚,这个问题似乎就不难理解了:那个妈妈对于独自监护蓉蓉不乐意,她夸大了蓉蓉的厌学以期绑架那个爸爸,而那个爸爸并不买账,“得到消息立刻买了飞机票从非洲飞回北京把蓉蓉接到了国外,亲自教她。”一来一去间这个幼小的姑娘成为一个厌学的标志,扛着她的父母都无力扛着的枷锁。

所以,更本质的问题是,如果你是蓉蓉的父母,你怎么办?

如果我是蓉蓉的父母,我会努力自己扛起生活的枷锁,而不是把它变相地交给蓉蓉。

如果我是蓉蓉的父母,我会在她表现出厌学的时候会寻找造成她厌学的多方面的原因,并设法搬开。而不是一个孩子扛着厌学的标志。

如果我搬不开那些障碍,我会把她带回家来自己教,像某些传说中的父母做的那样。

如果我是蓉蓉的父母,我绝不会让我的孩子从小到大写检查,即使她天天犯错误,我仍将努力每天以足够的耐心告诉她,这个事错了,为什么错了,怎样做更好。我将努力让自己做到不发脾气,不恨,不厌烦,也可能做不到,但是写检查是不可能的。连我们不太开窍的老祖宗都知道“论迹不论心”,一个自称为老右派现代人却赞成对一个孩子“诛心”?

如果我无力阻止我的孩子被写检查,那也要至少阻止类似消息的传播,阻止让全世界知道这蓉蓉是一个“检查王”。

如果我是蓉蓉的父母,我不会给她钱买那些化妆品和鞋子。

如果我是蓉蓉的父母,我又不慎给她买了过多的奢侈品,我不会让他人认为这是蓉蓉太贪婪,而会告诉大家是我同意她这么做。

如果我是蓉蓉的父母,我不会只给她两条人生路,要不上大学,要不当女韩寒。这个世界有无数可能,走喜欢的路就是幸福。

如果我是蓉蓉的父母,我不会主张完全顺着她,而且,我会很清楚在什么时候需要强制。这就是约翰·穆尔对自由的界定:“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翻译一下就是:如果蓉蓉的行为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她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人可以对她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但不得强制干涉。如果蓉蓉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他人可以对蓉蓉施加强制力量,但强制以终止和补偿伤害为目的,而不是惩罚。和穆尔所说有一点不同,因为,穆尔之后,时代又进步了。所以,蓉蓉在“毛儿阿姨”家里嘎吱嘎吱地穿着高跟鞋,是可以强制她不穿的。这个强制可以是说一百遍,可以直接跑上去扒掉她的鞋子,可以把她拒之门外,但不是在脱了鞋之后写检查。

如果我是蓉蓉的父母,我不会把蓉蓉交给某个不喜欢她的人,即使这个前景是可以仰望美国的星空。

如果我是蓉蓉的父母,我又不得不把蓉蓉交给“毛儿阿姨”,那么,我真是不幸啊,我终究还是不得不做这个倒霉的“毛儿阿姨”。

我并不相信在哪个火星金星背后藏着某个上帝,但我喜欢他的一个特点:爱一切人。我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一个人能够爱一切人如同爱自己的孩子,那么他就具有了神的力量。我没有神的力量,我做不到爱一切人,但我还是很愿意模仿一下我的偶像。

如果我不幸是倒霉的“毛儿阿姨”,我将努力模仿一下我的偶像,爱蓉蓉,像一个母亲爱自己的孩子,这种爱就是:不管她聪明还是愚蠢、美丽还是丑陋、健康还是残疾、高尚还是堕落、温顺还暴戾,纯洁还是邪恶、富贵还是贫穷,都希望她幸福。

如果我不幸是倒霉的“毛儿阿姨”,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爱一个充满缺点的蓉蓉,像一个母亲爱自己的孩子,那么我将至少做到,遵从自由的原则,维护而不是撕裂和她的关系。

站着说了这么多不腰疼的话,我真正想说的是:自由即生活。如果一个政府能够以伟大光荣正确为借口坚持并推广种种意见,恰恰是基于他的民众的这种生活认识:我当然可以改变、鄙视、消灭那些愚蠢的、傻逼的、错误的、年幼无知的、自私的看法。如连岳所说:我们就是制度。认识并理解自由,在生活中享受自由,珍爱自由,然后才可能有自由的国度。

“毛儿阿姨”是不是对有蓉蓉无限责任,我也觉得没有。以下对“毛儿阿姨”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她的观念和方法,而不是出于道德评价。

“毛儿阿姨”的问题在于她不喜欢蓉蓉。她不喜欢蓉蓉;她是蓉蓉的监护人,有控制蓉蓉的力量,蓉蓉必须依赖她;表面上看起来她还为蓉蓉做了很多,对她不错。有这三点,基本上可以把一个健康正常的人成年人搞死。如果不信,可以尝试和一个完全不喜欢你的人共同生活一个月;还不信,可以尝试和一个不喜欢你又能完全控制你的人共同生活三个月;如果还不信,那么活该你将要同一个既不喜欢你,又能控制你,同时又站在一个为你牺牲了一切的道德高度、时不时要求你回报一下的人生活一辈子。

如果,以上的如果还不具有说服力,我就现身说法吧。在我经历的婆媳大战中,基本就是这种状况,其中所体验的痛苦难以言表,而我能够从中得以全身而退,只是我的婆婆对我的控制力量还不够强大,而我自身则终于从诸般混乱的状况中理清了头绪。我后来总结从这一事件中得到的经验是:一个人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才能从容的度过一生。

我把自己的例子举出来,是想说明事情的严重性、普遍性。我并未自以为是到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清醒的内心最强大人,但我要说,在我的生活中,我的左邻右舍、同学同事、七大姑八大姨……比我更清醒的内心更强大人是鲜有的,我看着周围的人很多人,一个个陷入生活的混乱而不能自拔。

在与“毛儿阿姨”的较量中,15岁的蓉蓉显然不具有这种能力。从“毛儿阿姨”的语气中,可以想见蓉蓉前任监护人那个据说对她还不错的姑妈(后妈)还有蓉蓉的父亲对她的态度应该也差不多。一个0—15岁孩子要弄清这里面的爱恨情仇并改变这种状况是完全不可能的,她感觉到痛苦,却找不到原因,无力摆脱,从理论上还时时觉得自己理亏,更不可能改变。所以,与其说这孩子是惯坏了,不如说是过度缺乏爱与关怀被渴成这样了。

从不喜欢的角度,确实看啥啥都不正常。

某某夫人拥有几千双鞋子被传为佳话,而蓉蓉有几十双鞋子却成了缺点,只是因为不喜欢。当然,你可以说蓉蓉一个未成年人,经济没有独立,有这么多鞋子正常吗?问题是有人愿意给她买鞋子。还有一种可能,她的父母并不想给她买这么多鞋子,只是扭不过她所以买了,那就是她的父母的问题了,孩子都这么大了还没有学会拒绝?还有“花起自己的钱来满节俭”,“一眼就能看出什么是好东西”,我基本以为这些应该算是优点。

我依稀记得我第一次到长沙的狼狈样,面对陌生人鄙夷、审视、怀疑的目光的那种无地自容,我那年16岁那年。可是蓉蓉,15岁,在异国他乡,第一次与陌生人交谈,用的是尽管学过,却可能从未实际运用过的英语,“她犹犹豫豫地走上柜台”,从这个“犹犹豫豫”中可以感觉她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她买回来的尽管只是一条热狗,可是她毕竟走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结果,她得到的不是鼓励或认可,“毛儿阿姨”“得理不让人地把她悉落一通”。幸好“蓉蓉还有一优点不跟你记仇”,问题是她要跟你记仇她怎么活得下去——如果她的一生都注定要面对这种奚落。

不爱你,却要控制你,还因为这种控制以“恩人”自居,具有这三个特点的监护人可以统称为“党妈妈”。 “党妈妈”在我们生活中太普遍了。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育,你必须如何如何,否则你将会死得很惨。当我们拥有足够力量,就开始用种种自以为是标准要求他人,通过喜欢、讨厌、舆论还有种种强制手段党同伐异,压迫他人而不自知。当这种力量大到如同一个政府,则可以把一个小康社会弄得闹饥荒。

一个需要通过控制和改变他人才能证实自身价值的人是不自由的。蓉蓉的父母、“毛儿阿姨” 希望把蓉蓉培养成芮娜第二,他们只是想证实芮娜式的人生才是正确的。他们被一种普遍的人生观所绑架,除此之外,他们不敢想象还有另外的人生。

给予他人的帮助需要回报,那么这种帮助是不自由的。如果这个帮助是你自由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要有回报呢?“毛儿阿姨”以她的男朋友曾给予蓉蓉帮助为由,逼迫蓉蓉为他盛饭,是这种不自由的表现。要求蓉蓉为此写检查,甚至揭你“从小学开始写检查就轻车熟路”这种老底,则算得上迫害了。

而蓉蓉,未成年,必须依赖他人才能生存,也不能算一个自由人。所以她尤其需要爱。

问题是,一个人要怎样才能爱一个充满缺点的另一个人?宋山寨的《中国父母在美国的困惑》一文中,提到某些美国人喜欢收养残疾人,我也常听说一些外国人从国内的福利院领走残疾儿童的例子。这很难,大地震的时候,我很想收养一个小孩,后来得知只能收养残疾儿童时,我就望而却步了。我还知道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不久前在QQ新闻里看到的,某个母亲,还是幼儿园老师,她三岁的孩子手臂在电梯里绞断,她无法想象如何带着一个残疾孩子面对人生,将孩子杀死了。我基本以为这两者的不同源于文化的差异,一种以人的幸福为目标,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种种缺点、缺陷,另一种则充满混乱,弱肉强食,自由从来不被提前,更谈不上珍爱。如果说一个人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才能从容地度过人生,一个民族则需要有足够强大的文化内涵才能走向自由。

当然人的生存能力是强大的,蓉蓉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会尽一切手段争取,自杀啊、抗议啊、不记仇啊、顾左右而言他啊、讨好的短信啊、适当的妥协啊等等,什么招她都敢用。我绝不相信她放出去"见风长"一定会死掉的,只是她很可能成为“毛儿阿姨”第二。

投奔她毛儿阿姨的故事(转载,续)

投奔她毛儿阿姨的故事(转载,续II)

投奔她毛儿阿姨的故事(转载,续完)

 昨天各大Q群热闹非凡,各种揶揄QQ“艰难决定”的段子层出不穷,这些段子在宋山寨的“一个艰难的决定”中来了个大集锦,多得让人没有勇气逐条看完。在这种热闹中我也没闲着,把QQ签名改成了“挺360”,还抽空申请了下MSN账号。

很显然腾讯捅了马蜂窝,在与360的掐架过程中,恼羞成怒,以大压小,同时还胁迫和绑架广大网民。违背了商业的基本原则:公平竞争,以顾客为上帝。所以,我看到,广大网民纷纷表示愤愤不平,如果一定要卸一个,那就卸QQ。

然而,当腾讯宣布在360和QQ间你只能二选一时,很多人也发现自己生活中已经少不了它。看来腾讯此举似乎并不完全是脑子进水,他大概早就看透了中国人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为了微小利益就能轻易践踏原则,深信各位网民在发够牢骚后,该干嘛还得干嘛,在这个单项选择题中最终会放弃360。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在这次事件中腾讯获得利益而不是付出代价,如果广大网民在腾讯的胁迫下轻易放弃了360。那么,我相信,QQ这个庞然大物将很快成为庞然怪物,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在他的胁迫下,“自愿”选择马化腾当国家主席。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不忍姐姐的几个孩子挨饿而偷面包,被法院判处五年徒刑,后来又增加到十九年;出狱后冉阿让依然打着苦役犯的标记,找不到工作,没有人收留;冉阿让后来隐名埋姓,成了工厂厂主,马德兰市长,然而法律并没有放过他;警察沙威像一个阴影似的跟踪他,揭穿他的本来面目,把他二度送进监狱;又在他再次越狱后继续追逐他,使他一生都不得安生。冉阿让一生不幸的根源是什么?警察沙威毕其一生追捕冉阿让,这种变态恰恰包含某种难能可贵的东西,对苛严法律的信仰和敬业。造成冉阿让一生不幸的应该是当时过于苛严凌驾于人的幸福之上的法律。所以,在绝对正确的法律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平民女子芳汀,号称“金发美人”, 被一个大学生玩弄抛弃,生下了一个女儿。她不敢带女儿回乡,只能悄悄把她寄养在开客店的德纳第夫妇家里,骨肉分离。就这样,她的秘密还是被工厂的女管理员知道了,她被当作“不诚实的女人”而解雇;此后,找不到工作,付不起房租,付不出女儿的寄养费。卖掉了金色的头发和珍珠样的牙齿,沦为妓女,得了肺病,最后被警察沙威吓死。芳汀一生不幸的根源是什么?凌驾于人的幸福之上的道德和习俗。所以,在绝对正确的道德律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开客店的德纳第夫妇收不到芳汀的寄养费,百般虐待芳汀的女儿小柯赛特,这个已经八岁小孩看起来只有六岁,体瘦面黄,遍体鳞伤,衣衫褴褛,承担客店中所有的杂务。造成小珂赛特不幸的根源是什么?德纳第夫妇凌驾于他人幸福之上的贪婪。幸好小珂赛特后来被越狱的冉阿让所救,后半生有福。所以,在绝对正确的金钱万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巴黎的吉诺曼老头,是个保皇党人,讨厌支持共和的女婿,在女儿去世后把外孙马吕斯抢来抚养,并告诉他父亲已经死了。马吕斯长大后得知父亲没死且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开始寻找父亲,被外祖父发现后,赶出了家门,后来成为1832年6月共和起义的领导者。失去外甥的吉诺曼老头很痛苦,他的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凌驾于亲情之上的政治观念。幸运的是,老头子的政治观念总算被对外甥的思念击败,祖孙俩重归于好。所以,在绝对正确的政治观念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雨果的另一个小说《九三年》表现的大革命中,革命派郭文和保皇派郎特纳克侯爵是一对死对头。在一次对决中,保皇派占了下风,郎特纳克侯爵逃跑后为了救三个孩子又折回,被捕。郭文感念郎特纳克侯爵不顾危险救孩子的举动,放了这个仇人,受到革命队伍的审判,被送上断头台。这里,雨果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我想博客

 狄更斯11岁时父亲破产负债关进监狱,他只得去鞋油厂当童工,这让我想起自己早年扛着冰棒箱走村串户地卖冰棒的经历,我那时9岁。我还有许多至今仍然身在农村的童年伙伴,他们简直一生下来就是雇佣工,在父母、兄姐的拳头、责骂和没有尽头的苦力中成长,还不带工钱。当然,这些和狄更斯比起来也就算50步与100步的差距。

据说狄更斯一家为了节省开支,他的母亲和弟妹干脆都搬进监狱和他父亲一起住。这个我就没法和他比了。想想吧,哪天我要是穷困潦倒,衣食无着,走投无路,我会脑子进水跑到监狱去住吗?监狱会让我“节省开支”,而不是褪层皮吗?我还是老老实实睡天桥下吧,尽管天桥下面有风有雨有城管,可是监狱里面还有躲猫猫呢。

后来狄更斯父亲获得一笔意外遗产,使他得以重受教育,这个我就更不敢想了。我的公公的爷爷有一座碾坊,我的婆婆的爷爷在湘西有一陇的田产,我的父亲的爷爷是川中的大地主,我的母亲的爷爷家里也有2亩3分地,当然这些都与我没有关系了。这些东西留给我的父辈的是受教育权利的被剥夺,恐惧、耻辱和艰难的生存,如今他们垂垂老矣,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积蓄,只会时时“感谢政府”,能给我的遗产,就是要我为他们养老送终。而我能给我的孩子的,就这套房子,这是套空中楼阁,因为地皮不是你的,某些人想拆就能拆;房子的首付耗尽了我们前半辈子的积蓄,尾付还要省吃俭用20年才能还清;还不知道它能否经得起地震、洪水、泥石流的考验。要经历多少代,我们才能攒够2亩3分地,一座碾坊,一垄田产,但我们不需要多少代,就能来一次腥风血雨的除旧革新。

 

狄更斯的代表作是《双城记》,《双城记》的故事是这样的:

1757年12月某夜,巴黎的梅尼特医生被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请去看病。病人之一是一个双手被贵族的腰带和手巾紧紧缚着,神志不清的年青美丽的女人;病人之二是一个受了致命剑伤的少年。梅尼特医生没有救活这两个人,却获得一个惊天秘密:世袭大贵族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为了霸占一个美丽村妇,逼死了她的父亲、丈夫、兄弟和她本人。梅尼特医生在良心的驱使下写了一封揭发信交给一位政府大臣。几天后梅尼特医生神秘失踪。

18年后当他再次出现在巴黎大街时,他麻木,失忆,虚弱,害怕光线、人声等一切东西,只会机械地做鞋子,只会说一句话:“北塔,一O五号”。 “北塔,一O五号”,著名的巴士底狱中的一间。此时梅尼特夫人早已因伤心焦虑去世,他们年幼的女儿露西则由一个好心的伦敦人劳雷先生养大成人。

得知梅尼特医生出现的消息,露西和劳雷匆匆赶到巴黎,从老人从前的仆人得伐石夫妇开的小酒店里将老人接走。在返回伦敦的船上,露西一行得到一个叫查尔斯·代尔那的法国帅小伙的帮助。

法国帅小伙查尔斯·代尔那,厄弗里蒙特侯爵家的孩子,真是凑巧啊!查尔斯·代尔那不满父辈的罪恶,拒绝叔叔留给他的财产,离家出走,跑到伦敦,要过且后来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恶贯满盈,却生了个好孩子。有人说太不可信了,这个,我倒相信有位朋友的话:好人会教自己的孩子做好人,坏人还是会教自己的孩子做好人。贵族也是人嘛,据我所知,托尔斯泰晚年还穿上农民的衣服,下地劈柴,想做个平民。

查尔斯·代尔那后来爱上了露西小姐。此时梅尼特医生已经在女儿的悉心照顾下逐渐恢复了记忆和健康,奇迹啊奇迹!更奇迹的是,另一个爱上露西的小伙子卡尔登竟然长得和查尔斯·代尔那非常像。他们该不会是兄弟吧?我尝这样想。这是场没什么悬念的恋爱竞争。代尔那抱得美人归,卡尔登主动退出竞争,却留下一个保证:为了你(露西)和你爱的人,我愿意付出一切,甚至生命。我想没有人会把卡尔登的保证放在心上。一个小伙子,爱情遇到挫折,他能够不恨“你和你爱的人”就已经阿弥陀佛了,至于说为“你和你爱的人”付出一切,也许只是一时的胡话吧,谁会糊涂到在有朝一日,要求小伙子兑现诺言呢?

还有就是梅尼特医生,此时已经恢复健康和记忆,他能接受女儿嫁给仇人的儿子吗?十八年身陷牢狱的绝望,家破人亡的痛苦,狄更斯却让他接受了代尔那做女婿,我觉得不可信。但可信的是:因为老人接受了这个女婿,两个年轻人有了幸福美满的婚姻,生下可爱的小宝宝,老人也因为儿孙的幸福而幸福着。如果换一种方式,老人拒绝小伙子做他的女婿,接下来就是拒绝的原因被揭示,再接下来就是复仇而不是复活,不管老人的冤仇能否得以伸张,他和他的孩子们都会远离幸福。

原来通往天堂的路是如此近,只在一念之间;通往天堂的路又是那样远,为了证明超越这一念有多难,狄更斯安排梅尼特在女儿结婚之后,有9天的时间重归于白痴状态,坐在窗前,一言不发,做鞋子,做鞋子……

而我们当中多数人,毕其一生都不能超越这一念。得伐石太太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个梅尼特医生昔日的仆人的太太,她的哥哥和姐姐,就是1857年那个风高月黑之夜梅尼特医生的俩个病人,她是厄弗里蒙特侯爵兄弟那一场迫害中的那个农家硕果仅存的小妹妹。悲惨啊悲惨!巧合啊巧合!

可以说,得伐石太太对厄弗里蒙特一家的恨有多深,只能说明她对那个完整的小小农家的爱有多深。她的恨还升华为对整个专制制度的仇恨、否定,以及实际的反抗行动。正是无数这样的恨汇集成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得伐石夫妇成为大革命的领袖,首当其冲地功进巴士底狱,并在北塔一O五号房间搜到一封梅尼特医生尚清醒时留下的血泪控告信。

然后是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失控,在仇恨与激情中疯狂、盲目和丧失理智的人群。火烧厄弗里蒙特侯爵府第,枪杀大批贵族和官吏。磨刀石霍霍飞转,大街上囚车隆隆,断头机嚓嚓操作,无辜者被草率判处死刑。

有人说这是污蔑。狄更斯因为他的阶级局限性(资产阶级),不相信无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夸大了群众运动中的暴力。但与那种认为革命运动只有正义、有序、胜利和进步的论述比起来,我相信狄更斯的描述更接近真实。我清楚记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的游行中,那些平常那么温和的同学怎么在突然之间变得疯狂,把五一路的麦当劳砸得稀里巴烂。那还是游行,而不是革命,那还只是一种无处发泄的愤怒,而不是刻骨的仇恨。
得伐石太太在逐步实施她的复仇计划,她把厄弗里蒙特家族唯一的后代代尔那引到巴黎,逮捕审讯,原告竟是梅尼特医生,控告证据正是梅尼特在监狱中亲笔写的控告信。可怜的医生,此时正在监狱外为营救女婿焦头烂额。

代尔那被判处死刑,得伐石太太还要捉拿露茜以求斩草除根。她知道这个家庭的苦难,她甚至知道他们的苦难正是因为对她所爱的那个家的爱与同情,可是,和她的仇恨相比,“这一个人的妻子和小孩的母亲的患难,现在在我们看来又值得什么呢?” 扭曲啊扭曲,有人说是狄更斯扭曲了得伐石太太,其实是现实扭曲了得伐石太太,因苦难而仇恨而泯灭了人性,这太正常了;反而像梅尼特,因苦难而宽容,反而不正常。但是我们需要它。

据说狄更斯写《双城记》是为了借古讽今。借法国大革命的古,表达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宪章运动的担忧。“我相信,不满情绪像这样冒烟比火烧起来还要坏得多。这特别像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前的公众心理,这就是危险。”这场被中学历史课本称为世界三大工人运动之一的活动,当年强烈加深了我心里世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印象,到N年后的某天,我才知道它的目的是工人们要求取得普选权。

如果说《双城记》是狄更斯给当年的英国开的方子,这个方子的内容是:不要仇恨,不要暴力,要有爱,要宽容。我见过无数的评论(中国的)嘲笑狄更斯的幼稚,嘲笑狄更斯的局限性,并把他的这些特点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两面性;爱、宽恕,这些东西有用是有用,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枪杆子。我不知道英国人怎么评价狄更斯(尽管我很想知道),我只是觉得他们把狄更斯放在文学史重要的位置上,一定不是因为觉得他比自己笨。

相信妥协的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后半期经历历次选举改革,到20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公民的普选权。而相信枪杆子的中国人比如我,却不知道要等到哪辈子才能给后代攒到一笔像样的遗产。可以肯定:如果暴力思维得不到反思,如果在仇恨与宽容的角逐中仇恨的力量大于宽容的力量,如果我们永远都不承认狄更斯原来比我们聪明……我们将永远等不到这笔遗产。

还有,如果哪天等到了这笔遗产,那也只是达到了英国19世纪初期狄更斯时代的水平,自由离我们仍然还很远。

仇恨导致毁灭,宽容才能走向幸福。被仇恨控制的得伐石太太,在追捕露西的过程中被走火的子弹打死。而卡尔登,那个长得酷似代尔那的露西的追求者,在这一刻实现了他的诺言,代替代尔那走向断头台,从而成全了梅尼特一家的幸福。

我承认这太戏剧化了,比整个故事中所有的巧合都更巧合。

卡尔登走向断头台的路上,心中不断回响起他在父亲墓前读过的那段祷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这段话我读了上十遍。每读一遍都有泪涌入我的眼眶。

我承认我的眼泪很好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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